我國環境司法專門化體系、多元共治的環境司法格局已基本形成，但仍需準確把握環境司法規則尺度，完善環境司法專業化手段使用，提升專門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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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世界環境日之際，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中國環境司法發展報告（2022）》《中國環境資源審判（2022）》及典型案例。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環境司法發展研究”課題組負責人呂忠梅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2022年，各級司法機關推進環境司法專門化專業化，統一案件辦理規范、統一司法程序、統一裁判標準、統一法律適用規則，極大提升了生態環境領域的司法保障水平。

她同時表示，當前仍需要進一步提升環境司法專業化效能與合力，全面準確適用《民法典》“綠色條款”，妥善處理安全與發展、保護與發展的關系。

2022年，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共有環境資源審判專門機構（組織）2426個。相較于2021年，同比增長12.89%；2022年，全國法院共受理一審環境資源案件273177件、審結246104件。

2020至2022年全國法院受理一審環境資源案件情況 資料來源：《中國環境司法發展報告（2022）》

《中國環境司法發展報告（2022）》介紹，整體上，2022年度環境刑事案件數量及司法審理案件數量持續大幅下降。由于在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的施行背景下，人們的社會面活動大大減少，工業生產特別是面向中小企業的工業生產活動大幅消減，各類對環境資源造成影響的活動大大減少，在污染環境罪、非法采礦罪、盜伐林木罪等多數典型的環境資源犯罪中均出現。

《中國環境司法發展報告（2022）》披露，2022年，全國環境行政案件類型分布較為集中，且案件爭議較大。按照五大類案件類型計算，2022年環境行政訴訟案件只由資源開發利用和生態保護這兩類案件構成，其中生態保護類案件共計9件，占據19.15%（一審4件、二審5件）；資源開發利用類案件共計38件，占據80.85%（一審18件、二審19件），唯一的環境行政訴訟再審案件的類型為資源開發利用類案件。

“從發生的審級來看，案件全部進入二審，可見案件存在較大爭議。”《中國環境司法發展報告（2022）》稱，“事實認定不清”和“違反法定程序”是行政機關敗訴的主要原因，兩者共占據了敗訴案件的（共10件）80%，而被告敗訴率較低。

《中國環境司法發展報告（2022）》分析稱，這反映了行政機關在證據認定和程序運作方面的不足。同時被告敗訴事由中未見“濫用職權”和“明顯不當”的身影，這也側面說明了當前對于環境行政訴訟案件的司法審查仍局限于行為的合法性，未能實現對于行政行為合法性和合理性的雙重關照。

2022年度，污染環境罪、非法采礦罪等環境資源犯罪均減少（資料圖）。攝影/章軻

長期參與此類案件辦理的中國地質大學（北京）自然資源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市京師律師事務所礦產資源法律事務部主任曹旭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事實認定不清”和“違反法定程序”在涉礦案件中比較普遍。他說，非法采礦罪是專業性要求極高的涉礦高發犯罪。但在司法實踐中，各方對開采行為的合法與非法、礦與非礦、罪與非罪、罪輕與罪重等爭議較大，司法機關對事實的認定和法律的適用標準不一。

曹旭升舉例說，2013年3月，某企業與某礦業公司簽訂合同受讓股權，累計投資上億元征地、修路、進行綠色礦山建設。之后，當地有關機關認為其越界開采構成非法采礦罪。

地質調查報告顯示，礦區范圍內最高標高為182米，最低標高為50米，而采礦許可證上注明的允許開采標高為225米到120米，表明證載礦區范圍所標定的立體空間，有3/4在空中，是一個“空氣礦”。剩余的礦產資源按照階梯開采的設計要求，“削坡”到182米仍然是“空氣”，也就是說這個礦的可采儲量為“零”。

“這一重要事實直到礦業專家到現場踏勘，才發現實際開采區域雖然標高為225米至120米，但并不是采礦許可證上載明的坐標拐點。”曹旭升說。

多年來，采礦權人一直沿著歷史采坑向前開采，當地行政主管部門也一直把實際開采區域當做礦區范圍來進行管理，而采礦許可證標定的礦區范圍內至今沒有任何開采痕跡。“這種情況應當由有關部門主動糾偏，在尊重歷史、尊重事實的基礎上，依法調整礦區范圍。”中國黃金集團資源公司副總經理、總法律顧問劉鳳新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2022年環境刑事案件數量類型分布圖 資料來源：《中國環境司法發展報告（2022）》

采訪中，專家們還列舉了另一起案件。某礦業權人提供資金為村委會公益翻修村路，施工過程中彎道取直產生了土石方，就地利用后，剩余土石方因無處堆存運回選礦廠綜合利用。工程經過竣工驗收后，當地有關機關認為礦業權人未辦理采礦許可證，僅憑備案登記的設計方案便進行彎道取直，擅自將結余的土石方進行綜合利用，涉嫌非法采礦。

自然資源部今年4月10日印發《關于規范和完善砂石開采管理的通知》。礦業權管理司負責人在解讀時介紹，砂石料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礦產資源，因雜質成分復雜，以往均屬于工程排棄的固體廢棄物。隨著綜合利用水平的提高和市場需求的變化，一些地方的一些廢棄物具有了一定的市場價值，企業通過綜合利用可獲得一定的利益，從而有利用的動力，從生態保護和資源利用的角度應予鼓勵。

今年全國兩會上，最高人民法院特約監督員馬海軍提交了《關于正確認定非法采礦行為，對<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條進行立法解釋和司法解釋的提案》。馬海軍建議，行政機關應加強礦業專業培訓，在認定非法采礦時對有爭議的專業性問題由專家委員會進行論證。

《中國環境司法發展報告（2022）》也表示，司法機關須進一步推動環境司法向縱深延拓，推動環境司法的結構范式和功能技術定格定型。加大環境司法研究和培訓力度，重視環境司法人員“綜合能力”培養，強化環境資源審判專業化團隊建設，全面推開并細化《關于規范管理環境資源類案件的實施辦法（試行）》的基本規定，準確把握環境司法規則尺度，提升環境資源案件辦理質效和審判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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