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年終，浙江寧波某光伏項目負責人劉建（化名）忙著匯總今年的結算數據。他告訴記者，自從去年該電站建成投產以來，綠電交易情況超過預期。“很多企業主動找上門，90%以上的電量都通過綠電交易賣掉了，完全不愁消納問題，這也讓我們項目的經濟指標明顯好于設計值。”

劉建經手的綠電交易，買方主要是浙江省內企業，這些企業覆蓋了房地產、電子商務、餐飲娛樂、加工制造等多個領域。而在廣袤的“三北”地區，跨省區的綠電交易也被逐漸打通。這一切，得益于去年9月啟動的全國綠電交易試點，至今已逾周年。

12月22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能源局發布關于做好2023年電力中長期合同簽訂履約工作的通知。文件提出，鼓勵電力用戶與新能源企業簽訂年度及以上的綠電交易合同，為新能源企業鎖定較長周期并且穩定的價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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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大學中國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長林伯強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中國綠電交易擁有廣闊的市場前景，但是由于當前的配套制度并不健全，包括綠電的屬性認定、交易細則、產權保障等規則存在模糊地帶，因此交易規模仍然較小。與此同時，目前較低的碳價也影響到了綠電的交易價格。未來，隨著全國碳交易市場納入的行業范圍逐步擴大，歐美等發達國家開征“碳關稅”，企業購買綠電的意愿也將水漲船高。

綠電交易價格緣何“忽高忽低”

交易價格是綠電價值的最直接反映。

根據相關規則，綠色電力交易價格根據綠電供需形成，應在對標當地燃煤市場化均價基礎上，進一步體現綠色電力的環境價值，在成交價格中分別明確綠色電力的電能量價格和綠色環境價值。

這種環境溢價也體現在實際的綠電交易中。就在去年，由國家電網、南方電網組織的綠色電力交易試點啟動會上，國網區域成交價格較中長期交易價格每度電溢價3~5分錢左右，而在南方區域，綠電交易價格在風電、光伏現有價格的基礎上平均每度電提高了2.7分錢。

這種溢價至今還持續嗎？第一財經記者梳理多個試點省份近期發布的電力交易數據發現，盡管由于當前政策對綠電交易價格的保護機制，綠電交易價格不會低于當地煤電基準價，但是廣東、江蘇、浙江等省份在部分時間段的綠電價格卻低于實際交易的燃煤電價。

例如，廣東省電力交易中心數據顯示，2022年12月可再生能源（即綠電）電力交易，電能量成交均價508.6厘/千瓦時，環境溢價均價25.6厘/千瓦時。同期，煤電集中競爭交易成交均價554厘/千瓦時。

對于這種現象，落基山研究所常務董事兼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李婷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綠電交易價格低于煤電集中競價交易價格的情況并非普遍存在，而是由于特定時間段的特定情況造成的，只有少數省份在部分月份出現綠電價格低于煤電價格的情況。”

她舉例稱，今年江蘇省2月到5月期間，綠電的交易均價低于煤電的集中競價交易均價，這個現象并非因為綠電價格降低，而主要是因為煤電漲價。“我們當前看到的成交結果多為前一年簽訂的年度長協的交易結果，基于當時的煤電價格，綠電交易價格其實是高于煤電集中競價交易價格的。今年部分省份的煤電價格較去年出現上漲，如果拿今年的煤電價格和去年簽訂的綠電價格相比，部分地區就出現了上述的情況。”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說明，盡早鎖定綠電的價格，對于用電企業對沖價格波動風險有非常積極的作用。

除了同個省份不同時段的綠電交易價格“忽上忽下”，不同地區之間的綠電價格也存在較大差異。

例如，2022年11月， 浙江電力交易平臺交易總計煤電均價490.46元/兆瓦時，綠電交易價格490.31元/兆瓦時。同期，廣東電力交易平臺可再生能源（即綠電）電力交易，電能量成交均價506.5厘/千瓦時，環境溢價均價26.7厘/千瓦時。

江蘇景融售電有限公司高級分析師、綠電交易專員宋昱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不同地區的綠電供需形勢存在很大差別，這也會直接影響到綠電交易價格。在江蘇、廣東、浙江等東部地區，由于外貿經濟發達、出口型企業的綠電需求多，而風光資源相對較少，因此市場往往供小于求，新能源企業不愁消納。而在三北地區，由于當地綠電需求較小，而風光大基地的資源豐富，因此市場往往供大于求，客戶相對難覓。如果企業尋求跨省交易，則涉及不同省份的電力通道以及交易機制的差異，實踐起來存在不小的挑戰。

李婷認為，綠電價格不應該單純錨定煤電交易價格。她表示，綠電定價應基于當期的資源情況和市場情況，并有一套完整的方法論予以支撐。當前大部分企業對于購買綠電持有積極支持的態度，但受阻于定價機制的暫不明確，企業很難量化自身作出的環境貢獻。若定價機制得以明確，企業的綠電購買意愿有望進一步提升。

綠電買方的“新需求”

“現在綠電是供不應求，詢價的企業越來越多。對很多企業來說，不是綠電與火電的溢價問題，而是涉及企業的生存問題。”宋昱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宋昱所在的景融售電是江蘇省內首批參與2021年全國綠電交易試點的售電公司之一。宋昱認為，很多企業之所以對綠電這么熱衷，主要是因為國內政策的引導和要求，以及受到來自國外產業鏈和歐洲碳關稅等外部壓力。特別是一些外向型企業，要跟跨國公司接軌國際供應鏈，生產過程如果不采用綠電，不成為綠色供應鏈的一部分，就可能拿不到訂單，事關企業的生存。

彭博新能源財經（BNEF）發布的2022年中國企業綠電交易排行榜顯示：中國綠電交易買方五強依次為太原鋼鐵集團（1100億瓦時）、阿里巴巴集團（860億瓦時）、華晨寶馬（670億瓦時）、鞍山鋼鐵集團（560億瓦時）、騰訊（504億瓦時）。

榜單顯示，本年度的綠電買方五強計劃在2022年消納的綠電合計是2021年五強在2021年消納量合計的六倍。這意味著，企業購買綠電的量不斷上升，而且有更多元的行業表現出購買綠電的強烈意愿。同時，鋼企成為領先的綠電買家。

李婷認為，之所以今年鋼鐵等重工業企業成為領先的綠電買家，主要是由于其疊加了多個綠電購買驅動因素：重工業企業既是汽車、造船、電子信息制造業等行業的上游行業，又在能耗雙控及有序供電中受到較大影響，同時重工業的頭部企業以央國企居多，承擔了落實國家”雙碳”目標的責任。

落基山研究所此前發布的《央國企碳中和行動： 綠色電力助力工業脫碳進程》報告認為，部分領先的重工業央國企直面用電量大、對生產成本敏感度高等阻礙綠電使用和推廣的挑戰，正在積極探索重工業綠色電力采購的創新模式，未來重工業央國企將成為大規模使用綠電的關鍵領導者。

國際市場方面，在經歷長達半年的多方談判和磋商后，歐盟理事會和歐洲議會于12月13日和18日分別宣布，就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和歐盟碳排放交易系統達成協議，歐盟“碳關稅”（CBAM）的靴子終于落下。

李婷表示，根據歐盟草案，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將會覆蓋三類碳排放：直接排放（范圍一）、間接排放（范圍二）和完整碳足跡（范圍三）。當前，歐盟進一步明確了過渡期內對企業報告直接排放（范圍一）的要求，范圍二和范圍三排放的報告要求尚不明確。

“未來，若范圍二和范圍三的排放明確被納入CBAM的報告機制中，中國的綠電交易作為企業直購電的主要選項，無疑可以為企業提供有力的報告基礎。屆時，需要注意的是，除綠色電力證書（綠證）外，中國下一步可建立針對產品和企業的相關認證標準體系，包括綠色電力產品標示、企業綠色電力消費認證等，并做好與國際標準的銜接工作，以此來幫助企業更好地評估和認證自身在綠色電力方面的努力，提升品牌價值和市場影響力，同時，有助于化解碳關稅沖突。”李婷說。

宋昱也感受到了當前企業對中國綠電市場的更多期待。宋昱表示，一方面，目前的綠電交易品種不夠豐富，現在的綠電交易只有年度交易和月度交易，但是沒有零售側之間的轉讓交易。這意味著，如果買方因為特殊情況導致用電需求下降，沒有合理的途徑可以將它此前購買的綠電轉讓給其他有需求的售電公司或電力用戶，只能由自身去承擔這種偏差帶來的損失。另一方面，亟須增強綠電和綠證制度的銜接。根據國網和南網區域已頒發的綠電交易規則，綠證是綠色環境權益的唯一憑證，隨綠電交易由發電企業轉移至電力用戶。但是，目前綠證核發的速度過慢，影響到了相關企業的ESG披露，有的新能源項目甚至暫時無法簽發綠證，根源在于目前有關于綠證核發的新政策仍在過渡期。

她建議，應進一步提高綠電交易形式的靈活性，并加快“1258號文”（《關于進一步做好新增可再生能源消費不納入能源消費總量控制有關工作的通知》）中關于“綠證核發范圍覆蓋所有可再生能源發電項目”精神的落地，為更多企業進入和適應綠電交易市場創造良好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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