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江干流全長1577千米，流經陜西和湖北兩省，在武漢匯入長江。它是長江最大的支流，也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主要水源地。

出生于陜西安康的作家袁凌將漢江看作自己的母親河。盡管沒有自幼生活在漢江邊，但他從小就知道，下雨天從電線上一滴滴落下的水珠、從屋檐上流下的水流，最終都將匯入漢江。后來袁凌來到北京，知道北京70%的生活用水來自南水北調，自己飲用的可能是家鄉的漢水，在他看來，漢江更是中國的第三條母親河。

(相關資料圖)

2014年南水北調工程通水前，當時作為記者的袁凌曾前去探訪漢江，從漢口的龍王廟往上游一直到達嶓冢山的古漢源。但在報道完成后，袁凌覺得還不夠深入，又在后來的八年里多次回訪漢江周邊，專門去的有十幾次，每次四五天到十幾天不等，最終完成了非虛構作品《漢水的身世》。

走訪過程中，袁凌發現了漢江的幾大問題：圍繞調水產生的缺水與爭水、南水北調移民、漢江航運的興衰、漁業和漁民，以及漢江的自然生態問題——這也是《漢水的身世》五個部分的主要內容。

與袁凌之前創作的聚焦個體故事的非虛構作品不同，《漢水的身世》以漢江為生命對象，描繪了它的歷史和現實遭遇，并將這條河流和它的子民作為整體來書寫，勾勒了兩者互相依存的命運。它是更為綜合性的作品，既包含了袁凌的個人情感和體驗，也具有強烈的調查性質。

“我不只是在寫一個題材，更主要的是在寫一種情感，它是從我個體切身經驗出發的。與此同時，我也做了大量的調查，（完成這本書）某種意義上是我記者生涯的一次回歸。漢江的現實遭遇是值得大家關心的，它不僅僅是情感的事。”袁凌對第一財經記者說。

2020年之后，受疫情影響，袁凌的許多走訪計劃未能成行，給創作留下了一些遺憾。但《漢水的身世》總歸還是記錄下了漢江的前世今生和許多相關人物的命運，用袁凌的話說，這本書是對自己的一個交代，也是對漢江的一種交代。

《漢水的身世》

袁凌 著

中信出版集團 2022年11月版

對漢江現狀充滿憂慮

袁凌出生和成長的陜西安康平利縣并非在漢江邊，而是在山上。但正因如此，袁凌對大江大河格外向往。

袁凌對漢江最初的認知源于曾在漢江邊上學的父親。從小，他就常常聽父親自豪地講述橫渡漢江的故事，在父親的描繪里，漢江寬闊而清澈，讓他神往。不僅如此，漢江對袁凌而言代表著遠方。他知道，家鄉的小河溝的水都將匯入漢江，而家鄉的人想坐火車，也要去坐落在漢江邊的安康火車站。

中學時，袁凌到安康市上學，終于如愿見到了漢江。他也常常在漢江里游泳，感受清澈而自由的江水。但漢江也有一些危險的時刻，有一次，袁凌模仿父親橫渡漢江，結果差點淹死。在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江心，在自己都要放棄的時刻，袁凌腳下突然踩到一塊石頭，僥幸逃脫險境。

后來到了上海和北京，袁凌仍然能感到與漢江的某種聯系。漢江匯入長江，長江又東流至上海入海，袁凌仿佛是順著漢江往外走，順流而上又能回到家鄉。在北京，袁凌喝到了從漢江調來的水，再次受到了漢水的哺育與饋贈。“這種感覺很奇妙，就是家鄉的一條河，不管你走到哪里，你的根都在那里，它一直是你的母親河。”袁凌說。

每次回到家鄉，袁凌都習慣先在漢江邊走走再回家，不然就好像少了點兒什么。有幾次袁凌感到精神苦悶，他就先到西安，再坐上半天的大巴車回到安康，在漢江邊走一走，受創的內心就被撫慰了。袁凌還一度在漢江邊買了房子，每天與漢江朝夕相對。

《漢水的身世》是袁凌從自己的感情與經驗出發的作品。與以往客觀節制的寫作不同，這本書里充滿了個人情感的表達，袁凌也坦承，自己在寫作漢水時有更多的代入感，沒有刻意保持客觀。

“這種代入感我覺得是必要的，因為我親眼見證了我的母親河經歷的這些，我沒法做到完全冷靜地旁觀。漢江對我來說也是一份個人的經驗，不是作為一個記者、一個職業的分析寫作者要面對的他者的經驗。”袁凌說。

但與此同時，《漢水的身世》圍繞漢江的歷史與現狀，尤其是結合南水北調的背景，展示了移民、航運、漁業、生態等焦點問題，無疑具有更廣泛的公共性。在袁凌看來，漢江的這些現實境遇是值得公眾關心的，它們的重要性超越了作者個人感情的表達。

可以感受到，袁凌對漢江的現狀充滿憂慮。漢江的支流、位于袁凌家鄉的嵐河修建松鴉水電站時，袁凌邀請媒體記者前來采訪，再加上后續相關政策的要求，松鴉電站的攔水壩上最終加上了直徑30厘米的生態孔，從而確保下泄水量，維護生態系統。盡管這個生態孔后來發揮的作用極為有限，但袁凌一度為此感到慶幸和安慰。

寫作《漢水的身世》也算是袁凌對漢江的一種交代。“至少自己做了一件事兒，這樣心態上能平靜一點。”他說。

中國第三條母親河

在袁凌看來，漢江的地位經歷了從重要到衰落再到回歸的變化過程。

從文化上看，漢水對于中國文明有著重要的意義。在《詩經》《楚辭》等文化經典中，都有記錄和贊頌漢水的篇章。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下》中云：“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點出了漢江與長江、黃河、淮河并列的重要地位。

先秦時期，楚國的都城丹陽就位于漢水流域的丹江口、淅川一帶，后來楚人逐漸向東南遷徙，漢江孕育了繁榮的楚文化。著名的曾侯乙墓也發掘于漢江流域的湖北隨州。

秦朝滅亡后，劉邦受封于漢江發源地的漢中，被封為“漢王”，在統一天下后又以“漢”為國號。漢朝建立起大一統的多民族國家，前后四百余年經濟、文化等都獲得了空前的發展，漢逐漸成為中國主體民族的稱謂，并衍生出了漢族、漢字、漢服等詞匯。可以說，漢水流域是中華文明的一大發源地。

此外，漢江在歷史上也是一條航運要道。尤其在其他河流大多呈東西走向的情況下，中下游接近南北走向的漢江在南北交通中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

袁凌查閱歷史資料發現，戰國后期楚懷王為商人頒布船運免稅通行證，可以在漢江及其支流唐白河航行，并上達十堰鄖縣和陜西旬陽的漢江上游。可以推斷，當時漢江中下游的商業航運已經十分繁榮。

到了漢唐時期，西安和洛陽先后成為都城，南北運輸的需求大增，漢江的地位日益重要，并逐漸形成了“南船北馬”的水陸聯運格局。一直到南宋末期，漢江漕運都處于鼎盛，南方向北運輸糧食和茶葉，北方向南運輸鹽和明礬，沿線城市也因此發展興盛。

近現代時期，漢江仍然保持了航運要道的地位，甚至一度因修建襄渝線刺激物資運輸需求達到新的高峰。但在丹江口建設水壩后，上下游被截斷，下泄水量也因發電變得不穩定，漢江運輸逐漸衰落，作為黃金水道的漢江和周邊曾因此興盛的城市日益在大眾認知中沉寂下去。

20世紀50年代，南水北調的設想被提出，隨著調研的深入，漢江因清澈的水質成為中線工程的水源地。2014年12月，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正式通水，向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四地供水，不僅保障了當地民眾的飲水，也為華北地區的一批河湖進行了生態補水。漢江再次回到了人們的視野中。

“漢江始終是一個默默付出的角色，它沒有那么變化無常，也不是最著名、最顯赫，但它其實一直在付出。”袁凌總結道。

寫漢江，最關心的還是人

盡管《漢水的身世》是以漢江這條河流為寫作對象，但袁凌仍然保持著關注人和生命的一貫態度。書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還是那些與漢江有著密切聯系的人的故事。

在書的封面上，有一個向漢江走去的風塵仆仆的背影，他是漢江航運博物館的發起人和館長劉貴棠，也是讓袁凌印象最深刻的人物之一。

劉貴棠原來是水手，在20世紀80年代進入旬陽縣航運公司，但沒幾年，漢江航運逐漸衰微，旬陽縣交通局汽車運輸和航運公司合并，劉貴棠也被調到了陸上。然而，熱愛水上生活的劉貴棠并不想就此和它告別，他開始搜集和漢江航運有關的物件，并四處拍攝大量照片，以一己之力建立起了一個私人性質的收藏博物館。

2010年，劉貴棠得到政府經費的支持正式籌建起漢江航運博物館，其中一共有2000多件個人藏品，并在后來陸續征集到1000多件物品，包括鐵錨、船票、船靠碼頭時緩沖的靠幫球、交貨結賬用的碼頭簽子等等。

雖然劉貴棠并不愿意多談，但袁凌可以感受到劉貴棠最初面臨的種種艱難：家庭不支持，覺得他花冤枉錢，東西太多又沒處放，還要放到朋友鄉下的空房子里。“這個人肯定是對漢江的歷史記憶有獨特的感情、有留戀，經過長年累月的堅持，才終于把這件事做成了”。

直到現在，劉貴棠還是風塵仆仆地四處奔波，一方面繼續收集與漢江航運相關的物件，另一方面為宣傳保護漢江生態環境奔走。

還有綽號“水娃子”的打魚人，袁凌沒有見過他，但十堰韓家洲村堵河口的當地人幾乎都知道他的故事，提起來都感慨。

1968年丹江口水庫蓄水時，水娃子一家作為移民搬到了湖北咸寧的嘉魚縣，幾年后因為不習慣又跑了回來，在船上漂泊過，在廢棄的紅薯窖里安身過，在別人家的窩棚住過，直改革開放才在幫助下蓋起了土房子安定下來。然而到了南水北調時，水娃子又被劃為移民要搬遷，搬去黑龍口移民村沒多久，水娃子再次跑回了堵河口，跟到著小兒子在廢棄的坡頂小學教室里度日。

2021年，袁凌來到這所學校，發現校園里芳草萋萋，教室的門窗也已經破碎，但墻上還殘留著半邊的“喜”字——這是水娃子小兒子的長子前一年娶親時留下的。“這種命運的悲喜讓人感慨，其實也沒什么喜，都是悲涼的感覺。”他說。

面對漢江邊的人沉浮的命運，袁凌常常覺得感慨，但又不知道能說些什么。“只能把他們的遭遇和內心的掙扎寫出來，他們的身世之悲應該被記錄下來。”

對話袁凌：漢江和它的子民都是無名的、沉默的付出者

第一財經：在《漢水的身世》里，你經常提到漢江的清澈、沉靜、寬厚，你會把漢江當作一個人去觀察和寫作嗎？你覺得它和中國的其他江河相比有什么獨特的氣質？

袁凌：我們把漢江和同是長江支流的湘江比，湘江的水也很清，但它和漢江的清是不一樣的。我親身體驗過，漢江的水有種清越的感覺，湘江的水雖然清，但其中含有一種黏糊的感覺。湘江經過紅壤地帶，沿途的湖南近代以來重工業發展又帶來了重金屬污染。而漢江沒有經過大的工業帶，流經的地方是沙質土壤，透水性好，所以你會感覺更清澈。

我記得我上學的時候，看漢江就好像江不存在一樣，光線直接就透下去了，經過那么深的江水印在水里的沙灘上還是那么明亮，毫無損失，這種感覺是在其他的江河是找不到的。

我寫漢水不是把它作為一個純粹的地理或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我是把它作為一個生命來寫的，這不一定意味著把它擬人化，但它必然有一種活的東西，有一種它自己的品格。

漢江和長江有點像，更多還是南方的一種性格，它沒有那么暴戾和變化無常，更多是一種默默付出的態度。它的名聲沒有長江、黃河那么大，它不是最著名、最顯赫，但是它其實一直在付出，有它深層的內秀。

漢江流域是道家文明最興盛的地方，從上游張魯的五斗米道，到中游的武當山。漢江也確實有一種道家的感覺，符合道家的隱逸、內秀。漢江流域的人，比如襄陽的詩人孟浩然，他和李白、杜甫就不一樣，他不是特別豪邁，也不是特別悲壯，他有種隱士的感覺，個人風格的辨識度非常高。

第一財經：你在書里也寫到了很多生活在漢江邊的人，比如移民、漁民、船夫。就你的觀察，你覺得這些在漢江邊生活的人會像漢江一樣，存在一種共同的、獨特的氣質嗎？

袁凌：我覺得這個有時候可能是移情，是我們賦予他們的一種氣質。他們和漢江所處的地位相似，是一個需要付出，但名聲又不是很大，這樣一個無名的、沉默的付出者的角色。

如果說有什么主動的氣質，那就是這邊的人是沒有自居為文明中心的。像我這地方的人，我們面臨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不知道自己是南方人還是北方人，那種感覺特別明顯，你無法向別人介紹自己。你說你是陜西人，他一聽就想到黃土高坡，但是你說你的家鄉其實在地理意義上屬于南方，屬于長江流域，他簡直難以理解。

所以我們的身份是不清楚的，我們在文化上的定位、在民族當中的位置、我們的個性、語言、風俗，都很難向大家解釋，但這可能就有個好處，就是我們沒有那種中心主義和自大。因為沒有一種特別強勢的文化的主導，也就沒有一種特別強勢的性格。這個地方的人有一種自謙式的態度，沒有特別的去強調自我身份，這意味著他愿意以開放的姿態去接受一些東西。

第一財經：你在跟這些人的交流中，能感受到他們展現出來的對漢江的情感嗎？

袁凌：這種情感是很復雜的。中國人很實際，他平時靠山吃山，靠水靠水，不太去說這個東西，也不太去想。但是一旦那個山或水沒了，他時時刻刻都感到很痛切，這個感覺有的是能說出來的，有的是說不出來的。

能說出來的，比如他覺得以前吃的水好，到了新的地方水都是一股嗆鼻的味道，還有最明顯的水土不服。而說不出來的就是那種故土難離的感覺，他習慣了之前的生活，尤其是五六十歲的人。所以好多人要回去，寧可當一個流浪的，當一個沒有戶口的人。這種情感是他心里面很溫柔的東西，他不一定說得出來，但實際上是存在的。你能夠看到這些人其實是有很深的鄉愁的，他可能羞于表達，但是從他選擇落葉歸根，快死了都要回到老家去，你是可以感受到的。

我覺得一個在江河邊生活久了的人，你讓他到一個沒有江河的地方，他就會感到很憋悶、很貧乏，少了一些想象力，少了一些陶冶。江河天然帶給人一種自由的感覺，一種遠方的感覺。就像我小時候向往漢江，后來真的到了漢江就覺得心胸開闊，有一種遠方的期待。我后來每次回家鄉都習慣在漢江邊上先待一待，走一走，然后才找到了一種感覺，再回到小縣城里，直接回去的話就覺得少了些什么。

這種感覺其實每個人都有，我們只是不大去說，但鄉愁是一種真實存在的東西，是一種與審美和心靈的滋潤有關的東西。

第一財經：在實地探訪的過程中，有什么事情是你之前就完全沒有設想到的嗎？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場景嗎？

袁凌：有些美景還是挺難忘懷的。在丹江口水庫下，我第一次見到鸕鶿捕魚。那么大的一條江上，那么洶涌的激流，有人用小船架著鸕鶿在捕魚。你感覺他是靠著原始的生命力在跟江河搏斗，那種生命力的激蕩很難忘。但是后來再去的時候就沒了，下泄的水量小了，沒有那個船，也沒有那個魚了，空蕩蕩的。

還有我去探訪白河縣卡子鎮，它的礦山很深，我搭車很久到小鎮上，又找了一個摩托車騎上去，接著我自己往上面爬，爬的過程中看到水黃得簡直像鍋巴一樣，黃亮亮的，一直爬到山頂，水還是那么黃，這真是我從來沒見到過的。為了實驗一下，我用黃水洗了一下手，立刻感到手火辣辣的，當時就覺得自己會不會得癌癥，因為水里面含有大量的砒霜。后來我趕緊去找稍微干凈的水，找了半天也找不著，最后用草去擦，擦也沒擦干凈，覺得手上還一直是火辣辣的。

還有一些小人物的場景，比如有個老船長，他在江邊跟我聊完天之后，一個人拄了個拐杖晃晃悠悠地走了。你就想到他原來好不容易當上了船長，那么風光，結果后來行業衰落，他完全失去作用，腿腳也壞了。你就感覺一個時代落幕之后，個人完全把握不了自己的命運。這種場景也說不上悲壯，但是你還是很難忘。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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