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網絡博主宇芽曝光了自己被前男友沱沱家暴的視頻，全網震驚。視頻里，高大的沱沱在電梯間對嬌小的宇芽歇斯底里地猛烈拖拽和踩踏。第一次和家暴“距離”這么近的楊奕，看得氣憤又震驚。此后，年輕的她開始關注家暴話題。

直到楊奕以特約編輯的身份出版了《看不見的傷痕》中文版，才發現家暴確實如書中所說，不是降臨在少數人身上的不幸命運，而是一個社會問題，“以前的我對家暴的認知，還是太膚淺了”。

【資料圖】

家暴是“恐怖主義”

蕾切爾·路易絲·斯奈德是美國作家、記者，自1991年以來，訪問了50多個國家，多次在采訪中接觸家暴，比如柬埔寨、阿富汗、尼泊爾、洪都拉斯、羅馬尼亞等。最初，她覺得這些事情與報道無關，沒有太關注，“這種模式潛藏于我在世界各地采寫的每一個故事中，就像下雨一樣稀松平常”。

就算對美國國內的家暴，斯奈德也覺得“是錯誤選擇和殘酷環境的后果”。那時的她對家暴帶有很刻板的偏見，“女人生來就是受害者，男人生來就是加害者”。

2010年，斯奈德接觸到反家暴組織的成員蘇珊娜，無意間知道她的工作是對潛藏的家暴進行“預測”，大受震撼之余，才把之前在全世界遇到的那些不幸的女性故事串聯起來。斯奈德意識到，她們和美國女性一樣，背后都有“同一只手”在施展駭人聽聞的暴力，只是得不到新力量的介入，才陷入那樣悲慘的命運軌跡。斯奈德說，那天和蘇珊娜的交談讓自己仿佛由內而外改頭換面，意識到家暴這樣出現于全球的“流行病”是可以防治的。

此后，斯奈德對家暴問題進行了長達8年的跟蹤采訪，廣泛接觸受害者和施暴者本人，以及他們的家屬，還有各種反家暴組織。她發現，家暴雖然非常普遍，但也是最難報道的話題之一，因為接受采訪很可能讓本身就處于危險之中的受害者處境更加岌岌可危。哪怕她已經花了幾個月甚至幾年時間追蹤，最后在寫作時為了保護有些受害者，不得不選擇放棄。更超乎斯奈德預料的是，即便采訪施暴者，也可能會威脅到受害者的安全。寫作《看不見的傷痕》時，她會非常小心，知道再多毛骨悚然的細節，為了保護受害者，也不能全部呈現。

通過采訪和寫作，斯奈德對家暴的認識不僅發生了徹底改變，也越來越深刻。她認為，家暴不是僅僅發生在家庭內部的不幸事件，不僅僅是私人的，而是和教育、經濟、心理與生理健康、犯罪、性別與種族平權等社會問題息息相關，家暴問題會對公眾造成深遠影響。尤其在槍支泛濫的美國，之所以每年大規模的槍擊案發生率在提高，是因為大部分槍擊案背后都是家暴案。

斯奈德認為，“家暴”這個詞不足以形容其嚴重性。多年來，她一直嘗試用更準確的詞匯來重新定義它，但沒有找到更加合適的表達。不過她認為，用“恐怖主義”來形容當事人在這段關系中的感受是貼切的。

家暴“都怪我”？

直到被沱沱第五次嚴重家暴，宇芽才忍無可忍，選擇將遭遇全網公開。當時網友除了一邊倒地表示支持和同情，也有人疑惑，為什么之前幾次家暴發生后，宇芽還要和他在一起，導致沱沱越來越肆無忌憚和暴烈？

斯奈德說，“為什么受害者選擇留下”是家暴中最難回答的問題。在《看不見的傷痕》中，她以蒙大拿發生的一起家暴滅門慘案為切入點，通過詳細走訪受害者和施害者的家屬，試圖分析背后不為人知的原因。

父母從小就離婚的米歇爾，認識洛奇時不到14歲。洛奇比她大10歲，曾因販毒蹲過一年監獄，但米歇爾還是被吸引了，因為很多女孩都說他帥，也很風趣。兩人認識后不久，米歇爾就意外懷孕，得知情況后她母親非常生氣，想以法定強奸罪起訴洛奇，但遭到正處叛逆期的米歇爾的激烈反抗。生下大女兒時，她還沒滿15歲，一年后又生了一個孩子，這時高中還沒畢業。為了上大學申請補助，米歇爾選擇與洛奇結婚。因為入學需要父母的納稅申報才可以申請各種補助，但結婚之后就有資格了。

表面看，他們的婚姻有過短暫平和期。洛奇負責養家，會在閑暇時教孩子們支帳篷、釣魚，把他們舉得高高的，在半空中飛，逗得他們很開心。但婚姻中也潛藏著不少問題，洛奇寧愿自己干各種底層工作，也不愿意主動提出參與養家的米歇爾出去上班，同時也不讓她化妝、與朋友社交，后來連米歇爾的母親要來探望也拒絕。

但是米歇爾不愿把自己的情況告訴家人和朋友。直到有一次洛奇發瘋一樣沖到岳母家，把窗戶玻璃打碎，粗暴帶走孩子后，她才婚后第一次回到父母家住。那個夜晚，她告訴母親更多婚姻中的真實處境，比如洛奇曾抓回一條蛇養在客廳，揚言要偽造出一場她被蛇咬死的意外。

母親央求米歇爾去警察局申請限制令，洛奇很快被關進當地監獄，結果兩天后又被家人保釋出來。得知情況的米歇爾神色大變，隨后沖進地區檢察官辦公室撤回了所有指控：“他從來沒有威脅過我。沒有蛇。都怪我。他是個特別棒的丈夫和父親。”

為何和施暴者站在一起？

斯奈德說，米歇爾的這一行為是所有家暴事件中最容易被人誤解的地方。她選擇在所有人面前和施暴者站在一起，這種妥協也導致整個事件走向自己和兩個孩子被槍殺、洛奇在行兇后開槍自盡的悲慘結局。

最初，她也不理解米歇爾的舉措，覺得是否過于軟弱。后來，在采訪了雙方家屬、當年處理他們家暴案件的警察、地方檢察官后才明白，這是米歇爾為了不刺激那頭正在逼近的熊變本加厲，才做出的選擇。

準確來說，受害者選擇的不是“留下來”，而是“活下去”。慢慢地，她們學會了一套安撫施暴者的方法，懇求、哄騙、發誓，在公開場合與施暴者立場一致以示“忠心”，以此為自己爭取安全脫身的時間。只不過，躡手躡腳努力過的米歇爾，沒有等到她和孩子們走向自由的那一天。

米歇爾的故事里，讓楊奕印象非常深的是，父親保羅給斯奈德講她生前往事的一個片段。她有輛能安置兩個孩子的嬰兒車，在蒙大拿酷寒的冬日里推著孩子們上坡，而那時米歇爾自己其實也是未成年的孩子。看到那一幕，保羅“覺得自己的女兒真了不起”。

楊奕說，每次讀到那里，渾身都會起雞皮疙瘩。她想起日本作家角田光代的小說《坡道上的家》被改編成電視劇后，里面有個場景，就是長期在婚姻和家庭中遭受壓抑的女主角，在回家的長長的坡道上也是彎著腰，艱難地往上爬。“那時我覺得電視里的女主角跟米歇爾的形象重合了，能感覺到一名女性的堅強，還有她曾經受到的痛苦和沖突。每次讀到那里，我就會想，米歇爾在寒冬中獨自艱難推嬰兒車上坡時，會想什么呢？她父親那時只覺得很為女兒驕傲，但不知道女兒其實已經受到很長時間的家庭暴力。”

在對保羅的采訪中，楊奕還有一個地方感慨非常深。他把洛奇生前錄的一堆家庭錄像交給斯奈德時說，兇殺案后他曾反復看錄像帶，“這里沒有線索”。但斯奈德只看了一遍，就發現里面有一段僅兩秒鐘的鏡頭，無意間拍下洛奇發怒后打米歇爾的片段。洛奇還拍了些米歇爾在家中衣著比較暴露的鏡頭，但米歇爾并不愿意自己被拍進去。“從中我深刻地感受到，男性和女性對親密關系中的認知有巨大的鴻溝，哪怕作為米歇爾的父親，他都不能理解有些行為做出來其實是錯誤的。”

施暴者一看就是壞人嗎？

家暴中，一般都是女性受害者發聲比較多，施暴者的聲音比較少。在《看不見的傷痕》里，斯奈德專辟一章給他們。“這也是全書內容非常珍貴的地方。”楊奕說。

提到施暴者，很多人可能腦海中首先浮現出來的就是類似沱沱肆意毆打宇芽時的猙獰。斯奈德也說，她心中的施暴者形象是“一個充滿暴怒的怪物、一個滿臉都寫著憤怒與失控的人、一個看起來就是‘壞人’的人”。創建了美國第一個施暴者干預項目的亞當斯卻說，這是對家暴的典型誤解。

施暴者的憤怒有特定目標，他們的伴侶或者伴侶的至親，所以熟人或朋友聽說他們有家暴行為時，才會非常吃驚。日常生活中，這類人往往看起來十分正常，有出眾的人際交往能力。更何況家暴對施暴者的影響要小得多，施暴方既不會因此失眠，也不會失業，還表現得很有魅力。相反，他告訴斯奈德，“受害者的表現則很負面”。

隨后，斯奈德參與了亞當斯組織的一個家暴干預小組活動，印證了他的判斷。在一家漢堡店里，一位男子為斯奈德開車門，讓她先點餐，還問是否喜歡這家飯店，“換句話說，他彬彬有禮、富有魅力”。但他卻輕描淡寫地告訴斯奈德，確實把伴侶勒到幾乎失去意識，只做了一次，是她先撲過去并撓他的。“他沒意識到抓撓不像扼頸窒息一樣會致人死亡，以為自己的行為只是以牙還牙。”——事實上，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幾乎所有研究都曾將家暴歸因于“瘋女人”激怒了丈夫。

在對施暴者的詳細調查中，楊奕認為還有一個很有價值的觀點：施暴者不是天生就是暴力攜帶者，大多數情況下，他們自身也受到過暴力創傷。刻板的性別認知和性別角色期待的社會文化，也在無形中塑造施暴者。比如男性不能被欺騙、不能質疑男性缺乏男子氣概、男性是權威、女性應該順從和聽話等等。“這些調查從側面顯示，施暴者是可以被治療的，因此美國有些地方開展了針對施暴者的心理矯治項目，從根本上解決家暴問題。我們有沒有可能從改變思維開始，來解決家暴這樣一個社會問題呢？”

楊奕說，《看不見的傷痕》中文版出版后，陸續收到很多讀者的反饋。有人說自己就是家暴受害者，有人說了閨蜜或者朋友的遭遇。當家暴就在自己身上或身邊發生時，她們都痛苦又不知該如何面對。礙于面子，有人也選擇沉默，只是自己悄悄買書回去看，“如果能讓她們從中獲得一些力量、一些慰藉，能獲得一些方法，我覺得這本書的價值就實現了”。

《看不見的傷痕》

[美]蕾切爾·路易絲·斯奈德 著

新星出版社·新經典文化2023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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