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試運行了41天后，日本神奈川縣的橫須賀市決定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據日媒報道，日本神奈川縣政府率先在行政工作中開始使用ChatGPT，由此成為日本首個使用ChatGPT的政府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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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開始的試運行中，橫須賀市政府約4000名公務員嘗試使用 ChatGPT進行“會議記錄”、“政策制定”等公務，以驗證 ChatGPT在行政工作方面的能力。

橫須賀市長上地克明（Katsuaki Kamiji）稱：“將ChatGPT全面引進地方政府進行公務，在日本還是首例……在文職工作中引入人工智能（AI）相當重要，可以有效降低勞動成本，如今我們終于擁有了這款出色的工具。”

不僅僅是神奈川縣，埼玉縣戶田市也在本月成立了研究小組，研究ChatGPT在公務上的使用可能性。與歐洲主張的強監管不同，在日本，上至中央政府，下至地方政府和企業，都表現出了對ChatGPT的濃厚興趣。

對此，一直關注日本人工智能發展與相關法律保護問題的上海交通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朱翹楚告訴第一財經，在對待生成式AI的態度上，日美與歐洲之間存在著較為明顯的溫差，“與歐洲強監管的態度不同，日本與美國更期望通過政府指引等‘軟法治理’的方式引導AI技術沿著以人為中心的路徑發展。”

“ChatGPT派對開始了”

“我問ChatGPT，河野太郎是誰？答案居然是日本首相”。此前日本數字化轉型大臣河野太郎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分享了這一尷尬時刻，“它給出了錯誤的答案，所以你需要小心（人工智能）。”盡管“認錯”了日本首相，但日本各界并未減少對于人工智能的熱情。

“我們對ChatGPT非常樂觀，”軟銀公司CEO宮川潤一此前表示，“這些天，我們的大多數會議都涉及與ChatGPT相關的主題。ChatGPT派對開始了。”

軟銀集團旗下的電信子公司軟銀公司宣布，將加入打造ChatGPT版本的全球競賽。據日媒報道，該公司已經于3月成立了一個新實體，挑選了大約1000人來開發OpenAI旗下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ChatGPT的日本版本。

不僅僅是軟銀，日本制造業巨頭日立也在5月中旬宣布，將開發自己的生成式AI，并將自己的技術與ChatGPT等海外現有生成式AI相結合，將其用于自己的業務。日立數據與設計總經理吉田淳在5月中旬的簡報會上表示，“我們希望通過結合各種知識來加速生成的AI的利用，同時避免風險。”此外，NTT等日本通訊企業也在涉足人工智能領域。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本人也對ChatGPT興趣濃厚。日前，他已下令在日本政府內部成立一個新的人工智能小組，調查人工智能技術的經濟潛力以及如何應對其風險。4月中旬，OpenAI創始人阿爾特曼（Sam Altman）到訪日本并受到岸田的接見，以商議在日本建立ChatGPT的研究據點，糾正目前ChatGPT因基于英語世界學習而產生的系統性偏差。

在神奈川縣參與測試的公務員中，有10.9%表示工作效率得到大幅提升，有71.6%表示有提升。此外，有5.8%表示每天都在使用。這次測試已積累了2.6萬多個ChatGPT使用的案例，主要應用場景涉及信息的搜索、文案的制作、總結、校對以及新想法的推薦等。

高齡少子化是關鍵

對于日本這波自上而下對生成式AI的擁抱，朱翹楚并不意外。她告訴第一財經，事實上，這與老生常談的日本社會痼疾——少子老齡化問題有著緊密的關系。

她舉例道，早在2016年，日本安倍內閣提出了社會5.0發展計劃，并將以人為本的人工智能技術發展設定為該計劃的重要環節，期待可通過人工智能技術解決日本在老齡化社會面對的勞動力不足、醫療保健挑戰。此后，總務省、經濟產業省、厚生勞動省等各部門在內閣的領導下，沿著社會5.0的發展方向進行著按部就班的政策推進。

日本總務省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4月1日2023財年前，日本未滿15歲的兒童人口數（包括在日外國兒童）為1435萬人，比上一年減少30萬人，連續42年減少。面對日本人口的嚴峻現實，岸田曾表示：“接下來6到7年是扭轉出生率下滑局面的最后機會。”他警告稱，年輕人口比重快速下降會導致經濟萎縮并影響社會保障。

朱翹楚表示，新冠疫情暴發之后，日本從政府到民間都深刻意識到一直以來對于信息技術的保守態度導致其在該領域的落后與不足，因而加快了日本政府推進數字化社會的節奏。2021年日本出臺了《數字社會形成基本法》，并設立了數字廳專門負責統籌政府各部門工作，推進日本行政層面的數字化改革和制定數字社會推進的重點發力領域。

“此外，日本也將數字產業視為可幫助其重回世界強國地位并重新掌握國際社會話語權的契機。”朱翹楚說道。

“以大數據訓練為發展土壤的生成式AI與DFFT倡導的跨境數據自由流動具有邏輯上的連貫性，因而日本有充分的動機支持生成式AI的發展，以進一步推動各國在建立DFFT機制上達成共識。”她說道，“在此前的G7會議上，岸田更是直接表示，愿意貢獻資金來促進數據的跨國流通，以助力作為AI技術發展基石的數據訓練。”

“慢半拍”的日本能否跟上這波AI浪潮？

當然，日本的公共和私人領域在引入ChatGPT問題上展現出積極態度的同時，朱翹楚表示，日本各界并非沒有擔憂或者質疑的聲音，例如生成式AI生成內容容易滋生侵害著作權、個人隱私的風險，并可能被用于制造虛假信息，以擾亂輿論。比如，日本維新黨代表馬場伸幸此前表示，“ChatGPT 仍在開發中，且存在安全隱患，有不少尚需要解決的問題，其還不夠成熟到能讓政府機關使用”。

在朱翹楚看來，“歐洲在個人信息處理的監管上，一直秉承著強監管態勢，嚴格規制數據的跨境流通。日本為了滿足《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的充分性認定條件，幾經修改國內的《個人信息保護法》以期得到‘在個人信息保護上與歐盟具有同等的保護水平’評價，最終在2019年成為歐盟的14個充分性認定法域之一。因此，即便日本意欲一定程度上放寬對于數據流通的監管力度，以支持ChatGPT的研發與應用，也不會過于弱化對個人信息的處理活動的監管力度。”

面對各種質疑，日本總務大臣松本剛明則表示：“ChatGPT 雖然有隱私保護不足的傳聞，回答問題不準確等情況，但這些問題不應成為停止使用 ChatGPT 的理由，行政部門必須視情況作出適當的判斷與規則制定。”

朱翹楚表示，日本早在1959年開始使用計算機開展國家的行政處理工作，1960年代采用地方條例的方式規制計算機的數據處理活動，1970年代學界展開了大規模的個人信息保護制度化討論。“然而，當時在進行個人信息的有關討論時，語境往往是如何加強對于個人信息的保護以限制政府對于個人信息的不當利用等。進入上世紀80年代，日本對于個人信息保護和個人隱私泄露等問題普遍敏感且較為保守。2000年前后，不斷爆出民間企業對于個人信息的處理不當的情況。”她說道。

“在這樣一種從民間到政府都強調個人信息強監管的氛圍下，以數據和信息為養料的AI領域技術自然難以發展，這也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日本錯失了千禧年前后的互聯網發展熱潮。”朱翹楚說道。

如今，日本政府也在嘗試改變，推進公共層面的個人信息利用。以日本數字廳為例，在2021年成立之后大力推動的第一項工作是普及和推動個人數據制度的實施與落地。

最新消息顯示，日本研究人員將使用本土的“富岳”超級計算機，開發以日語為中心的chatGPT式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LLM），計劃在下一財年（自明年4月起）向日本國內企業無償提供該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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