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獨立醫學檢驗實驗室（ICL）龍頭企業艾迪康在港交所主板上市。艾迪康經過三次遞表后，終于上市成功。而至此，包括金域醫學、迪安診斷、達安基因在內的國內頭部的ICL全部上市。

上市首日，艾迪康收盤股價上漲12%。艾迪康醫學檢驗中心成立于2004年，是中國三大ICL之一，在全國范圍內擁有33家自營實驗室。

對于國內的ICL來說，一方面，面臨著新冠檢測“退潮”的壓力，但另一方面，也正處于行業整體迅速發展的歷史機遇期。多位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業內人士認為，ICL對于中國的醫療體系有很好的補充作用，但未來行業集中整合是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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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檢測“退潮”，行業步入整合期

ICL又稱第三方醫學檢測機構，一般來說是指獲得了衛生行政部門許可的、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專業從事醫學檢測的服務性醫療機構。

國家衛健委將ICL定義為：以提供人類疾病診斷、管理、預防和治療或健康評估的相關信息為目的，對來自人體的標本進行臨床檢驗，包括臨床血液與體液檢驗、臨床化學檢驗、臨床免疫檢驗、臨床微生物檢驗、臨床細胞分析遺傳學檢驗和臨床病理檢查等，并出具檢驗結果，具有獨立法人資質的醫療機構。

ICL行業上游為檢驗儀器及試劑生產商；下游為醫療機構和檢驗者，通常被認為是醫院的“外包服務商”。

艾迪康招股書顯示，自新冠疫情以來增長迅速，收入由2020年的27.42億元人民幣增至2022年的48.61億元人民幣，復合年增長率為33%；利潤由2020年的3.67億元人民幣增至2022年的6.21億元人民幣，復合年增長率為30%。

艾迪康上市后將接受資本市場的考驗，市場尤其關注新冠疫情后，國內ICL行業的高增長能否持續。艾迪康招股書中就說明，該公司非新冠業務收入由2020年的18.17億元增至2022年的25.76億元。

新冠核酸檢測讓第三方檢測機構的業務量大增。國內ICL排名第一的龍頭企業金域醫學披露的2022年業績報告顯示，公司去年實現營收154.76億元，同比增長近30%；凈利潤27.53億元，同比增長24%；排名第二的ICL企業迪安診斷2022年營收和凈利潤分別達到202.82億元和14.34億元，同比增長55%和23%。

不過隨著新冠疫情趨于穩定，金域醫學今年第一季度實現營收21.18億元，同比減少50%，凈利潤1.5億元，同比減少82.4%；迪安診斷今年第一季度的業績預告顯示，凈利潤在1.5億元至2.3億元間，比上年同期下降70%至80%。

近日，公開信息顯示，達安基因將珠海市思達醫學檢測實驗室、北京方圓平安醫學檢測實驗室、北京星云醫學檢測實驗室和上海泛亞醫學檢驗所告上法庭，案由均是買賣合同糾紛。

“新冠疫情以來，國家對于新冠檢測的政策也發生過多次調整。一開始的檢測需求難以滿足，導致很多實驗室都去做新冠檢測，隨著現在需求的減少，很多專門做新冠檢測的實驗室要生存估計會比較困難。”重慶醫科大學校長黃愛龍教授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他同時表示，業務較為多元化的ICL也仍然會有市場需求。

原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檢驗科主任潘柏申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新冠疫情之后，ICL行業在中國的發展進入到一個整合階段，頭部企業聚集效應更為顯著，未來很多小規模的第三方實驗室則不具有優勢。

縱觀全球，美國、歐洲和日本的ICL龍頭企業均在早期實現了全國范圍內的實驗室布局，并逐步向海外擴張。以美國的Quest和LabCorp為例，自20世紀60年代出現開始，經過多年連鎖化和并購整合，成為了ICL行業連鎖化經營的龍頭企業。

“從近兩年的行業發展趨勢來看，頭部的企業份額仍在不斷增長，而起來分散的小型檢測機構的份額是在降低的。”某頭部ICL上市公司負責人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統計數據，截至2020年，國內四家頭部企業擁有實驗室總數超110家，占據了ICL總市場份額的近60%。但從ICL整體的市場滲透率來看，中國ICL的滲透率遠低于發達國家。目前日本ICL滲透率已達60%、德國達44%、美國達35%，而截至2020年我國ICL滲透率僅有6%。

醫保控費會是ICL發展的機遇嗎？

一位資深業內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ICL行業的發展目前面臨兩大機遇，首先是技術的發展推動了檢測領域整體的發展；第二是醫保控費從經濟因素上推動了ICL領域的發展。

技術發展的推動是指現在越來越多的檢測項目都已經成為可能；而醫保控費改革可能會讓醫院更加從成本角度考慮，把一部分不具有成本優勢的檢測項目“外包”出去。

“在醫保控費的大背景下，醫院的檢驗科可能變為成本中心，第三方檢驗機構因其規模化、專業化服務在行業中有一定的地位。”黃愛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但他同時強調，國家也在探索不同的模式，比如發展由公立醫院牽頭的區域檢驗中心，并不一定會完全放給ICL。

潘柏申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大型的三甲醫院基本所有的檢測都是有能力自己來做的，只是有些檢測項目的標本數量太少，它估算一下開個試劑盒成本劃不來，或者有些比較貴的儀器設備采購成本太高，在這種情況下，它會考慮把標本外包給第三方ICL做。”

據他透露，很多時候大醫院給到ICL的標本檢測項目數量約一、二十項，但對于ICL來講，他們可以把很多醫院的少量樣本集中起來進行檢測，這樣就擁有了規模優勢。

他同時表示，ICL的主要客戶是基層醫院。“對大中型醫院的檢驗部門，ICL可以是一種補充方式，出于經濟上的考量或者技術上的便捷。”潘柏申說道，“通常基層醫院的檢測能力比較薄弱，除了一些常規基本的檢測之外，技術含量較高的檢測，由于對人員、試劑、儀器設備的成本要求都較高，因此它們交給第三方實驗室可能更加經濟實惠。”

他認為，雖然我國的ICL滲透率較發達國家而言更低，但這是由于不同的國情導致的，因此并不能完全復制別人走過的路。“美國的ICL體系是全世界運行最好的，但這背后是美國大量的小型私人診所和小型醫療機構的需求。私人診所沒有檢測能力，才導致了美國如此發達的第三方實驗室的發展。”潘柏申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根據頭豹研究院的數據，中國ICL行業市場規模從2016年的117億元增長至2020年的307億元，年復合增長率達到27.2%；而從2020年至2025年，預計年復合增長率大幅降至6.7%，到2025年，市場規模達到480億元。

一位ICL領域投資人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醫院之所以愿意把很多檢測項目外包，是因為第三方ICL的經濟效益更高，而這是由企業的本質決定的，為了盈利企業一定會想盡辦法提升管理運營效率。”

他還表示，與相比醫院，ICL企業可以通過規模的提升，來爭取對上游行業更大的議價權，進一步推動試劑成本的快速降低。

“ICL行業發展順應國家醫保控費的趨勢，核心是它的規模效應。對于一些小的醫院來說，自己的檢驗項目數量有限，如果沒有ICL的話，它自己要投入設備、人員、場地，這些成本都很高，ICL通過把樣本集中在一起，通過規模效應能夠降低醫療系統的成本，對于基層醫院也可以提高他們的檢驗能力。”上述投資人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

一些ICL上市企業已經表示，將通過擴大對區域實驗室和特檢實驗室的收購來提升規模，并加速下沉，加大對社區衛生中心以及鄉鎮衛生院等縣域市場的投入。這也是分級診療給第三方ICL帶來的機遇。

不過對于檢測機構的大量擴張，專家也提出檢測質量如何保證的問題。一位檢測領域的專家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企業肯定是逐利的，那么在檢測試劑的成本上可能會有權衡，在缺乏強有力的監管之下，相比醫院而言，第三方在質控方面的規范可能有所不同，尤其是一些小型的機構。”

一位三甲醫院資深檢驗科醫生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對于他們委托的第三方實驗室，他們會定期或不定期派人檢查、抽查檢測結果，以及人員培訓等情況，以監督檢測質量；臨檢機構也會派人考核檢測結果。“好在一些頭部的大型檢測機構現在越來越趨于規范化，開始樹立行業標準。”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尋找ICL行業的下一個增長點

中國ICL行業分為普檢與特檢，就技術難度來看，普檢的技術難度較特檢的技術難度相對較低。普檢行業規模化程度較高，利潤較低；而特檢行業規模化程度低，利潤較高。因此，高價值、高技術平臺的特檢業務是目前頭部ICL企業競爭最為激烈的領域。

頭豹研究院的數據顯示，盡管特檢行業凈資產收益率（ROE）較高，但是由于特檢為新興產業，成本增長幅度仍然較高，因此利潤率和負債率尚不理想。盡管如此，企業仍希望依靠特檢的增長來推動未來毛利率的增長。

“特檢的毛利一般要比普檢高出十幾個點。”一位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特檢代表了檢測科技的發展，治療水平的提高，醫學科技的發展，因為很多的新的技術平臺就會研發出來，包括現在藥企各種新的靶點的產生，新藥機理的產生，都會需要新的檢測項目，這些都會推動整個生命科學的往前走。”

一位民營醫院集團資深管理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普檢拼的是成本和規模效應，特檢拼的是技術以及與大三甲的深度合作，大醫院更需要特檢，且國內大醫院的檢測項目數量與美國梅奧診所這些頂尖機構仍有較大差距。”

他補充道，特檢是未來整個檢測領域發展的方向。“大醫院的檢驗科一般比較強，自己也會去發展這塊業務，因此和ICL是競合關系。”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據介紹，美國龍頭的ICL服務項目數量可達七八千種，國內現在頭部的ICL還僅有三四千種。“所以從新的診斷技術的引入來講，ICL對于促進整個中國診斷技術進步的一個很重要的平臺，醫院也會把一些小的項目外包給ICL。”上述人士表示。

此外，ICL與合同研究組織（CRO）實驗室結合的商業模式也有望在未來創造新的盈利增長點。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70%至80%的臨床決策以某些形式的實驗室檢測為基礎。

CRO臨床試驗中心實驗室是為臨床試驗提供體外診斷服務的獨立醫學實驗室，由于中國醫藥行業臨床試驗檢測需求增加，也有望進一步推動ICL中心實驗室服務的發展。

上述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CRO領域我認為是對價格不太敏感的一個領域，因為與昂貴的藥物研發相比，檢測的成本稍微增加一點，對整體成本的影響很小，所以它的毛利是比較高的，ICL可以提供這些服務。”

在與CRO結合的模式上，機會主要存在于兩方面：一是為國外希望進入中國的藥物臨床試驗提供檢測服務；另一種是為國內希望出海的藥企提供檢測服務。“國內外臨床需要用同樣的檢測方法才更具說服力，這對于ICL是一個機會，而且這個市場的競爭還不是非常激烈，但對產品的要求會比較高。”他表示。

已經有ICL嘗試與海外檢測公司合作來提供CRO領域的檢測服務。今年3月，艾迪康宣布與Guardant Health宣布達成戰略合作，推進創新藥物開發和臨床試驗開展。

某國內三甲醫院檢驗科主任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一些多中心的藥物開發臨床試驗對于ICL來講確實是一個比較好的機會，而且在物流方面也不會造成更大的成本。此外，未來一些不常規的臨床檢測通過第三方ICL來做也有一定的經濟效益。”

在ICL行業人士看來，另一個有望驅動ICL行業發展的模式是實驗室自建檢測（LDT）。LDT是指尚未獲得產品注冊，僅在實驗室內部研發、驗證和使用的體外診斷項目，其不得作為檢測試劑出售給任何其它醫學檢驗部門、醫院及個人。在政策支持下，目前上海、北京等地醫院正在積極開展LDT試點。ICL行業也期待LDT政策能進一步松動，讓ICL也參與其中。

與傳統體外診斷試劑IVD研發3至5年的周期相比，LDT 產品僅需完成研發立項、技術研發兩個環節即可投入使用，開發周期普遍為半年到1年。ICL行業認為，LDT對醫學檢驗的創新起到重要推動作用，尤其是有利于ICL特檢項目的開發。

一位ICL企業方面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LDT開發成本低、時間短，未來在該領域發展最快的一定是第三方實驗室，因為這是效益最高的地方。”

不過，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兩位檢驗科主任都認為，LDT主要是開放給醫院進行試點的，鼓勵醫院與廠商聯合開發，以推動新的檢驗技術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進入臨床應用。

“LDT應該算是一個成本投入的項目，對于ICL來說，這屬于支出而非盈利的點，ICL認為LDT只要做了就能快速帶來回報的理解是存在誤區的。很多醫院開發的LDT項目也最終會因為沒有臨床應用前景而停掉。”其中一位檢驗科主任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另一位主任則表示：“LDT與ICL的關系不大，很多時候是企業對政策過于敏感了，或者是借助政策的動向來炒作一些概念，引起人們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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