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后”阿偉自2021年春節(jié)被迫裁員回家后，也成為了“候鳥打工人”——工廠臨時工，幾個月一換，全國各地奔波。

今年5月份，第一財經記者采訪了阿偉，那時的他因春節(jié)前被迫“裁員”后，幾次進廠都不順利。5月18日，跟隨勞務派遣中介從老家去了深圳某電子煙廠面試，但最終因人數(shù)招滿而再次返鄉(xiāng)。

(相關資料圖)

改革開放之后，內地向東部沿海地區(qū)源源不斷輸送了一批批工人。據國家統(tǒng)計局數(shù)據，2021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約2.93億人，比上年增加691萬人，增長2.4%。阿偉就是打工大潮中的一員，但在多重因素影響下，諸如阿偉這類農民工下崗再就業(yè)問題漸顯。近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發(fā)展改革委等五部門公布《關于進一步支持農民工就業(yè)創(chuàng)業(yè)的實施意見》，明確促進農民工及脫貧人口就業(yè)創(chuàng)業(yè)的政策措施，以穩(wěn)定就業(yè)大局、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xiāng)村振興有效銜接。

進入12月，第一財經記者繼續(xù)回訪阿偉，并且采訪了多位在制造業(yè)工廠生產一線的“候鳥打工人”和一位回鄉(xiāng)創(chuàng)業(yè)的工廠老板，聽他們傾訴制造業(yè)流水線上的“去留”故事。

阿偉：至少年底回家有個交代

5月20日下午4點，阿偉得知他報名的深圳某電子煙廠已招滿。介紹他進廠的中介領著剩余的二十多個進廠未成的工人，暫時來到工廠附近的旅社休息。

自從2021年春節(jié)下崗在家，阿偉已經有4個月沒有收入，其間跟著勞務中介去了好幾個廠，但最終因人數(shù)已招滿而進廠無果。

“房貸怎么辦呢，每個月的房貸遲一天給都不行啊。”阿偉母親說。對于阿偉的失業(yè)，家里最著急的莫過于他母親。

每月的房貸也迫使阿偉一次次相信中介，跟隨著他們奔赴全國各地的工廠應聘。阿偉稱，“不靠中介介紹，我們更進不了廠。”

在進電子煙廠失敗后，中介又接連帶他們去了其他幾個廠報名，但不是已滿員就是低工價，最終無果。

5月底，阿偉跟著中介的大巴車，又回到了老家。

“我們也沒辦法，不能全怪中介，今年工廠事情不好做，大家都知道。”阿偉說道。除了耽誤了幾天時間，阿偉夫妻這趟出門，還搭上了來回的800元車費。

回家后，阿偉并沒有回鄉(xiāng)下，兩夫妻在縣城的新房住著，方便和中介保持聯(lián)系。

一直到8月，阿偉才順利進廠。

8月中旬的一天晚上，阿偉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今天剛辦好了入職手續(xù)，工價和崗位還可以，就是中介安排的宿舍離廠里比較遠，早上需要乘坐近40分鐘廠車才能到。還聽說這個廠現(xiàn)在加班多，干三個月如果不走的話，還有機會轉正。”

據阿偉后面介紹，這次進的是廈門一個小家電廠，主要生產電動牙刷、咖啡機、小電飯煲等。他所在的流水線主要工作內容是打螺絲，18元/小時，下半年加班多，一天能做15個小時。而他老婆則在另一條包裝流水線，薪資和上班時間一樣。

10月份，阿偉說，“上個月我們倆加起來收入有1.4萬，我媽聽到后，可開心了。”

在了解后得知，阿偉的工作并不輕松。11月，第一財經記者試著多次聯(lián)系阿偉，幾次都是在午飯和晚飯期間得到了簡短的回復，由此零星拼湊出他上班的具體情況：每天早上，阿偉夫妻5點起床，洗漱、做早飯，大概5點40分出門乘坐廠車去廠里。6點半到廠里，換廠服、打卡，7點開始正式上班。阿偉所在的流水線是中午11點半吃飯，12點阿偉又回到工位上，繼續(xù)下午的活兒。晚上是5點半吃飯，6點上晚班，直到晚上9點下班，回到宿舍時差不多是晚上10點鐘。阿偉偶爾吃些宵夜，晚上下班洗漱后做些家務，一般到晚上11點半睡覺。訂單多的情況下，一個月休息3天。

“廠里包吃住，我們夫妻單獨租了一間房子，400元/月，中介補貼200元，所以我們基本上每月的工資都能存起來了，再加上現(xiàn)在每天加班，也沒時間消費。”阿偉說道，“廠里上班就是這樣，我們都是靠時間長來換取更多的工資。”

11月中旬，阿偉在廠里上班滿了3個月。12月，記者再次問及阿偉是否已轉正，他表示，廠里還沒有發(fā)轉正通知，現(xiàn)在廠里還有活兒干，愿意做的可以繼續(xù)做，不愿意做的也可以辭工回家。“我們還是先干著吧，轉正后工價17元/小時，但是會繳社保，節(jié)假日的福利好一些，其他的沒啥了。要是廠里接收我們轉正，到時再商量看看；如果不接收的話，干到年底就辭工回家。”阿偉說道。

但對于明年的去處，阿偉心里沒底。從8月進廠，阿偉夫妻現(xiàn)在已經收到了近4萬的工資。“年底回家，至少有個交代了。”阿偉說道。

夏蘭：今年進了4個廠

70后的夏蘭也屬于“候鳥打工人”一族。

到12月，夏蘭在浙江某堅果廠上班已經有2個月了。據夏蘭介紹，10月初，與老鄉(xiāng)來到了浙江省杭州市的一個堅果加工工廠上班。按照國內的促銷時間，“雙十一”和“雙十二”正是這個工廠的出貨旺季，為提前備貨，10月份工廠共招了五六十名臨時工。

“這個廠不大，一百多名工人，其中有五十多人是臨時工。最近剛剛趕完了‘雙十二’的產品，現(xiàn)在加班沒那么多了，我們也準備回家過年了。”夏蘭向第一財經記者說道。

按照此前趕工的時間算，夏蘭每天8點上班，晚上12點下班，中間僅有1個小時吃飯。上班時間是白天和晚上兩班倒，每個星期換一次。“現(xiàn)在沒那么多活兒了，晚上六七點就下班，就忙了不到2個月。”夏蘭說，自己已經上了50歲，工價高的工廠進不去，只希望多加點班。這個廠的工價是15元/時，加班多的月份一個月能有6000元的收入。

這還不是夏蘭進過的工價最低的廠。據她回憶，之前在廣東惠州的玩具廠，工價才13元/時。

今年剛剛50歲的夏蘭并不是一直都在廠里上班。疫情之后，夏蘭在老家的雜貨店生意愈加不行，家里兩個孩子還在上大學，堅持一年后，夏蘭關閉了開了十幾年的雜貨店，也加入了打工大潮。

幾乎沒有外出旅游過的夏蘭，經過這兩年在不同地方進廠，已經去過全國十來個城市了。“湖北仙桃，浙江杭州、寧波，江蘇蘇州、南通，上海，北京，福建廈門、莆田，廣東深圳、韶關、惠州、中山……數(shù)都數(shù)不清了，去過太多地方了。”夏蘭說道，緊接著她發(fā)來一張去年9月份在北京天安門的自拍，照片里她笑得很開心。

今年6月初，夏蘭從浙江杭州的一家生產核酸檢測相關產品的醫(yī)療廠辭工回家，這是夏蘭待過時間最長的廠，待了近8個月。談及轉正，夏蘭稱，一是自己年紀太大了，二是當時一起來打工的老鄉(xiāng)都沒轉正，所以也沒有去廠里申請。6月份廠里處于淡季，于是和老鄉(xiāng)們一起打報告辭工回家了。

回家沒多久之后，夏蘭的部分工友開始在家里務農，而她又開始張羅去其他工價高的地方進廠。在來堅果廠之前，今年還去了浙江的月餅廠和福建莆田的鞋廠。

“廠里的事情做完了，老鄉(xiāng)們計劃下周回家，到時中介會提前聯(lián)系好回家的大巴車，我就和大家一起回去。還有一個月過年，剛好也要去收拾下家里，準備一些年貨，兩個孩子也快要放寒假了。”夏蘭說道。

明年夏蘭就51歲了，問及是否還要做一位“候鳥打工人”，夏蘭說，“我也不知道還有什么廠會要大齡工人，可能是工價會更低，但只要比家里收入高，我就還會出去。大概要等到孩子們都畢業(yè)了，我就安心在家不出去了。”

華仔：出去還是回家？

80后華仔一直在縣城的制鞋廠上班，但是今年廠里的效益太差，一個月3000元不到，對于年近40的華仔來說，根本不夠支撐家里開銷。華仔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家里兩個上中學的小孩，老婆在家里帶孩子，兼顧一下山上的農活兒，偶爾在鄉(xiāng)下做點零工，家里主要的開支還是靠自己在外務工。

2021年，華仔在縣城買了一套小三居，這幾乎花光了他所有的積蓄，現(xiàn)在每月的月供3000元。

今年8月份，華仔看到入賬的2800元工資，下定決心去外地務工。8月中旬，華仔經勞務中介的介紹，以臨時工的身份，進入了深圳龍華某電子制造業(yè)大廠，工期三個月。

“事情很好做，全都是坐著上班，不累，但就是宿舍離上班的地方太遠，每天早上要走路40分鐘，并且是8人同住。”華仔說道。對于常年在家生活的華仔來說，擁擠的宿舍并不能讓他在下班后得到充分的休息。

22元/時，每天上班約10個小時，每周休息一天，每周輪一次夜班，每月收入超6000元。華仔對于整個收入比較滿意，但對于住宿條件和上班步行距離，一時很難適應。

10月份，華仔最終提了辭職。

華仔稱，年底縣城的鞋廠又接到了一批大訂單，鞋廠老板打來電話，讓我們這批老員工盡快去上班。我們那鞋廠是計件，有活兒干的話，一個月也能有5000多元。這是華仔提前回家的直接原因。

但這并不是華仔首次外出打工。華仔回憶稱，結婚前，在福建省福州市的制鞋廠打工5年，賺了娶老婆的錢就回家了，此后做點小生意、種果樹、打零工，一年的收入還可觀。

談及回家還是外出務工，華仔稱，“我肯定是想在家，但凡家里的收入能支撐我們小家庭的基本開銷，我都不會這么著急出來打工?，F(xiàn)在小孩正上中學，以后還要上大學，房貸也在還著，到處是用錢的地方，外出務工也是無奈的選擇。”

彥生：回家開廠

80后彥生初中沒讀完就在廣州務工，后面和服裝廠老板混熟，自己也當起了小老板。

在廣州開廠近十年，2017年，彥生決定在廣州十三行盤一個店鋪。他的產品主打女性產品，包括短袖、裙子、外套、長褲等。

據彥生介紹，那時工廠的銷路主要有三種，一是給一些外貿服裝品牌代工；二是給電商客戶供貨；三是給線下店鋪客戶供貨。

彼時的彥生看到了淘寶的客戶年銷售千萬的業(yè)績，也琢磨著開淘寶店鋪。投了一些錢之后，效果并不好，最終無疾而終。

在彥生廣州的三個工廠里，最高峰能有百余名工人同時趕貨。踩縫紉機的、挑線頭的、打版的、裁剪的……組成的幾條流水線開動起來熱鬧非凡。

彥生的妻子在廠里負責行政，兩個小孩一到寒暑假，也都從老家來了廠里，彥生的母親則主要負責帶兩個小孩。

“那時候計劃著，一是線下店鋪開起來，能夠更好地獲客；二是能夠把幾個電商平臺做起來，自己也做零售。”彥生說道。

最先失敗的是電商平臺。由于不熟悉運營規(guī)則，也沒有能力組建專門的電商團隊，彥生的幾個電商平臺在推了一波流量之后，效果一般，最終沒能堅持運營下去。

疫情開始之后，線下店鋪的生意慘淡，隨后也退租了。再后來工廠的訂單也受到影響。國內和國外訂單接連減少，再加上產品款式不夠時興，對新客源的吸引力不足，靠老本吃飯并不長久。

隨后，彥生廠里的一批做了好幾年的熟練工人也陸續(xù)離開了。

2022年初，彥生的工廠由三個已縮減至一個。到2022年中旬，彥生關停了最后一條生產線，把廣州所有的生產物料和十多年的生活物料全部搬運回了老家。

“目前手上還有幾個國內電商客戶，有一些小單還能做。但是廣州的房租太貴了，而且這些活兒根本不夠招工。”彥生說道。

這幾年的虧空，幾乎用完了彥生此前所有的積蓄?；丶议_廠，租廠房、置辦設備、招工，彥生無奈還和家里親戚借了一筆款才得以開展。

彥生說道，“和以前的工人還保持著聯(lián)系，有不少是老鄉(xiāng)，這次回鄉(xiāng)辦廠，有兩個以前的工人回來了。我還期盼著有更多訂單回來，能夠留住他們。”

（應受訪者要求，阿偉、夏蘭、華仔、彥生為化名）

標簽： 鄉(xiāng)村振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