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國經濟經歷了內需不振和外需回落的共振沖擊,其中消費大幅走弱對經濟增長產生了較大拖累。結合最新數據,去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將繼2020年后再度萎縮,受此影響,全年GDP增速大概率降至3%以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后政策層不斷釋放積極信號,但各界對2023年消費復蘇情況仍存在較大分歧。
在筆者看來,2023年消費有望回暖,但復蘇程度還面臨較多不確定性,需要政策進一步加力。建議加大中央財政對消費的支持力度,通過支持各地發放消費券、加大綠色智能家電下鄉和以舊換新補貼、發揮平臺企業消費放大器作用、加強財政支持與金融服務聯動等方式,推動消費復蘇。
(資料圖)
四大因素導致消費負增長
2022年1~11月,社會零售總額累計同比下降0.1%,顯著低于2021年同期的4.0%(2020~2021兩年復合增速)和2019年同期的8.0%,全年大概率負增長。其中,各品類增速全面回落,可選消費和接觸性聚集性消費尤為疲軟。疫情反復不斷、就業收入承壓、消費信心不足、收入分化擴大日益成為制約消費復蘇的四大因素。
一是疫情持續限制消費場景,阻礙人員流動。2022年4月上海和長三角地區疫情暴發期間、10月以來各地疫情持續高發期間,社零增速均大幅下滑至負區間。2023年元旦假期,國內旅游人次和收入分別只恢復至2019年元旦假期的43%和35%。
二是企業經營承壓,結構性失業突出,收入增長放緩。一方面,2022年以來,中小企業經營壓力加大,民營工業企業利潤持續負增長,導致企業進一步壓縮各類開支。據國研中心研究機構的測算,2022年前三季度社會集團消費增速持續為負。另一方面,城鎮調查失業率高企,16~24歲失業率維持在17%以上的高位,居民收入增長明顯放緩,極大限制了消費能力。前三季度居民收入累計同比為5.3%,低于2021年同期的7.1%(兩年復合增速)。
三是消費信心明顯轉弱,居民部門主動“去杠桿”。抗疫三年持續消耗疊加就業收入預期轉弱,導致居民資產負債表受損,表現為儲蓄意愿大幅增加、消費意愿大幅降低。
四是不同群體的收入分化拉大,制約消費回暖。一般而言,低收入人群的邊際消費傾向更高,因此收入分化擴大不利于消費潛力釋放。而疫情以來,城鎮和農村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均有擴大。根據收入五等分劃分,城鎮前20%高收入戶與后20%低收入戶的可支配收入之比從2019年的5.9提升至2021年的6.1,農村前20%高收入戶與后20%低收入戶的可支配收入之比從2019年的8.5提升至2021年的8.9。
此外,2022年前11個月,金銀珠寶類零售三年復合增速達8.1%,明顯超過整體限額以上商品零售增速(4.6%),或反映疫后高收入人群受沖擊相對更小,奢侈品消費總體呈現較快增長。
積極政策支持下全年社零有望復蘇
展望2023年,防疫政策放開、宏觀政策穩增長、產業政策重發展對消費增長形成正向支撐,但疫情演變、政策力度、房地產修復還存在不確定性,疊加一系列中長期因素的制約,筆者對2023年消費保持謹慎樂觀:預計低基數下全年社零增速將回升至6%左右,兩年復合增速在3%,回到疫情前趨勢水平的難度較大。
首先,防疫政策全面放松,消費場景限制減少。目前正處在防疫政策明顯放松的“陣痛期”(海外經驗在2~4個月),全國感染人數激增,居民出行減少、消費場景受限。預計一季度消費會面臨較大沖擊,增速可能延續弱勢。
在經歷短期陣痛后,伴隨消費場景恢復、生活回歸常態,預計2023年二季度消費將出現明顯反彈。從疫后亞洲各國消費復蘇經驗來看,疫情防控明顯放松后商品和服務消費均有回升,前期下滑幅度較大的服務消費修復彈性更高,預計接觸性服務消費(如餐飲、住宿、交通等)將有明顯改善。
其次,政策重心轉向“穩增長”,就業收入逐步改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釋放了諸多積極信號,包括政策重心聚焦穩增長和促發展、擴大內需成為穩增長的重點、將提振消費擺在優先位置等。會議強調“增強消費能力,改善消費條件,創新消費場景。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車、養老服務等消費”。
不過,促消費政策的力度和效果仍待觀察。疫情暴發以來,宏觀政策對消費的支持較為有限。盡管近期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擴大國內需求的優先位置、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但2023年大規模消費刺激政策(比如中央財政通過轉移支付、發行特別國債等方式,支持地方政府加大消費券發放)是否在政策考慮范疇內,還有待觀察。此外,購置稅減免政策刺激效果不斷遞減,加上燃油車購置稅減免政策面臨退出,2023年汽車消費不容樂觀。
綜上所述,伴隨防疫政策全面放開和穩增長政策落地見效,中國經濟有望在2023年二季度迎來反彈,進而帶動居民就業、收入逐步改善。但消費能否持續恢復還要看刺激政策的力度和實施效果,以及居民消費信心的恢復情況。
再次,房地產、平臺等產業政策強調發展,市場信心有所提振。政策基調的積極變化對于提振企業和居民信心意義重大。
對于房地產消費,在“保交樓”和房地產融資“三支箭”支持下,預計2023年商品房交付加快將推動家電、家具相關消費逐步回暖。考慮到本輪房地產市場調整出現三大結構性變化——“實物量”跌幅超過“價值量”、開發端跌幅超過銷售端、拿地開工跌幅超過資金端,供需兩端困難重重,市場企穩回升的進程不會太快。預計到2023年下半年房地產消費恢復才能有所加快。
消費率偏低、消費傾向下降、人口老齡化、城鎮化放緩等中長期因素,將一定程度制約消費復蘇。
首先,中國居民消費占GDP比重依然偏低,經濟增長由投資驅動轉向消費驅動仍需時間。2020年,中國居民最終消費率為38.2%,明顯低于全球主要經濟體(包括主要新興經濟體)。
其次,近10年來全國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呈現長期下滑態勢,不利于消費回暖。
再次,老齡化速度明顯加快。2021年我國出生人口1062萬人,創1949年來新低;凈增人口48萬人,創1961年來新低。
最后,2021年我國新增城鎮人口僅為1205萬人,創26年來新低。城鎮化通過收入效應、示范效應、集聚效應和結構效應對居民消費率起到正向推動,城鎮化放緩也將阻礙消費改善。
加大中央財政對消費恢復的支持力度
鑒于基建投資的帶動作用有限、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更大,2023年政策支持重點需要從投資主導轉向消費主導,即在退稅減稅紓困中小企業、政策性工具支持基建投資的基礎上,加大中央財政對消費的支持力度。具體來看,有四方面政策建議:
一是通過中央財政或發行特別國債加大對地方的轉移支付,支持地方政府加大消費券發放。借助“中央財政+地方補貼+企業折扣”組合模式,放大消費券杠桿效應;同時,考慮到企業經營承壓下不斷壓縮開支,可以對零售企業和物流企業延長此前扶持政策,如減免和推遲企業稅費和社保的繳納,以及出臺針對企業采購端的消費券。近期,成都已經針對科技型中小企業、高新技術企業等發放了“科技創新券”。
二是對于綠色智能家電手機電腦下鄉和以舊換新加大財政補貼。2022年7月促進綠色智能家電手機等消費若干措施出臺,在改善家電消費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建議借鑒乘用車購置稅減免政策,將財政“真金白銀”支持與刺激家電手機電腦消費有效結合,加大綠色智能電器下鄉和以舊換新財政補貼,同步推進這些主流消費產品增長與升級。
三是高度重視平臺企業的消費放大器作用,充分釋放線上和新型消費活力。出臺支持平臺企業、民營經濟發展的具體舉措,發揮平臺企業特別是兼具實體性、科技性、平臺性和產業生態性的新型實體企業在消費和服務方面的作用,加快線上線下消費有機融合,推動傳統消費與新型消費共同發力。
四是加強財政支持與金融服務的聯動,鼓勵消費信貸創新發展。建議在財政發力的同時,鼓勵金融機構與平臺企業、科技企業開展消費信貸業務合作,發揮金融科技創新、信用賒購服務在促消費和防風險方面的積極作用。
(作者系京東集團首席經濟學家)
第一財經獲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首席經濟學家論壇”,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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