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1978年至2010年長達33年雙位數（年均10.0%）的超高速增長之后，過去的12年，即從2011年至2022年，除2020~2022年間受新冠疫情沖擊大幅波動外，我國GDP的增長速度逐年放緩，且放緩的斜率還不小。如何看待這一放緩及其結果？

根據羅斯托經濟成長階段論，一國的經濟發展必然經過起飛、成熟和高額群眾消費三大階段，起飛階段經濟高速增長，成熟階段增長放緩，高額群眾消費階段增長進一步放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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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10%或以上為超高速，6%以上為高速，4%~6%為中高速，2%~4%為中低速，2%以下為低速為標準，人類歷史上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若干個亞洲經濟體經歷了長達20年以上的高速增長，包括上世紀50年代初至70年代中的日本，上世紀60年代初至90年代中的亞洲四小龍（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上世紀70年代末至本世紀10年代末的中國，以及上世紀90年代初至今的印度和越南。

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在高速增長期后GDP增速不斷放緩，表明經濟發展從起飛階段向成熟階段過渡，這正是羅斯托經濟成長論所預示的結果。

我國經濟也必是如此，超高速增長后告別起飛階段向成熟階段邁進，隨之增長速度放緩。過去12年是我國經濟從起飛階段向成熟階段的過渡時期，增速從前33年的超高速水平放緩，從而換擋至一個較低的水平是經濟發展階段演進的自然結果。

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GDP增速都在高速增長期后的第一個12年快速回落至中高速（4%~6%）或中低速（2%~4%），然后，除新加坡外又更快速地回落至中低速，甚至低速（2%以下），如日本。

但我國有所不同，GDP在33年超高速增長后的過去12年年均增長6.6%，仍為高速。其間，前九年，即2011至2019年，年均增速達7.3%，更為高速；后三年，即2020至2022年，受新冠疫情沖擊才降為4.5%，進入中高速區間。

我國這12年GDP年均增速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繼續排名第一，比全球平均高3.9個百分點，比美國高4.6個百分點，比同為快速增長的越南、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分別高0.6、1.1和2個百分點。因此，過去12年我國經濟增長速度雖逐年放緩但仍大幅領先于全球，不僅顯著高于發達經濟體，也明顯快于其他新興經濟體。

而且，就高速或超高速增長期后第一個十年GDP年均增速，相對于高速或超高速增長期年均增速的下降幅度而論，我國為33%，大幅低于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45%~57%，說明我國經濟在超高速增長期后的放緩速度明顯慢于這些經濟體。

換擋有歷史必然性，而我國換擋過程中仍大部分年份保持高速，優于其他曾經高速增長的經濟體，一是由于換擋前的起點更高，為超高速；二是因為換擋的過程較緩。那種對于過去12年我國經濟增速下行太快和換擋過程太急的擔憂是有道理的，但起碼從國際比較的結果來看不必過度擔憂。

很多人認為，增速放緩的結果必然是經濟規模擴大有限。但實際情況是，由于仍然保持了高速增長，過去12年我國經濟規模在前33年迅猛擴大的基礎上進一步大幅擴張，與美國差距顯著縮小，對其他經濟體的領先度不斷擴大。

12年間我國GDP總量從40萬億元上升至121萬億元，按市場匯率計算從6.1萬億美元上升至18萬億美元；全球排名按市場匯率于2010年升為全球第二，按購買力評價于2015年升至第一。

按市場匯率計算，2021年我國GDP總量比第一位的美國低22.9%，但比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位的日本、德國、英國和印度分別高259.2%、319.9%、456.5%和458.8%。

按購買力評價計算，2021年我國GDP總量全球第一，比第二位的美國高18.8%，比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位的印度、日本、德國和俄羅斯分別高167.3%、406.1%、467.2%和470.7%。

過去12年，我國人均GDP年均增長6.1%，也為主要經濟體中最快，按人民幣計算，從39771元升至85698元。

按美元和市場匯率計算，2021年我國人均GDP為12556美元，超過全球平均的12235美元，也高于其他主要新興經濟體，當然仍明顯低于發達經濟體。

根據世界銀行標準，2021年“中等收入陷阱”的人均GDP門檻為13205美元；當年我國人均GDP為12556美元，離此只有一步之遙。

繼近3年進入中高速增長區間后，相信今后18年至2040年我國經濟將在科技躍進、產業升級、城市群崛起和進一步改革開放四大引擎的驅動下保持中高速增長。在此前景下，我國經濟規模將再上新的臺階，與美國的差距將繼續快速縮小，預計于2030年或之前按匯率計算反超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并進一步拉開對其他經濟體的領先度；人均GDP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則近在咫尺。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全球治理研究中心首席專家）

第一財經獲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首席經濟學家論壇”。

標簽： 經濟增速換擋 亞洲四小龍 GDP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