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12點，身在鷺江村的金昌制衣廠老板張天學還沒有睡下，手里握著手機，等待客戶的下單信息。

“心理壓力特別大，睡早了怕客戶發訂單信息過來錯過了，這筆單就下到別人那里去了。”這名從業20多年的制衣工廠老板告訴第一財經，現在的壓力是過去不曾有過的，自己曾見過“單（訂單）找廠”的行業輝煌，但如今，他不得不為廠里能夠找到更多訂單發愁。

(相關資料圖)

“現在是不僅訂單小，單價還低，制衣工人要求又高，工資開少了大家還不樂意過來。”張天學說。他所處的鷺江村位于廣州市海珠區中山大學南門對面，與一旁的康樂村、大塘村等城中村（統稱“康鷺片區”）和專業布匹市場一起，構成了約5平方公里著名的“中大紡織商圈”。2022年10月，中大紡織商圈內的城中村暴發疫情，后被稱為廣州疫情的“震中”，外界也因此知曉了這一長期依存于城中村內的服裝加工集群。

同處康鷺片區的另一位制衣廠老板張師傅也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過去制衣廠的日子不好過，疫情3年以來，中大紡織商圈幾度停擺。

“（春節后）本身是訂單旺季，（現在）旺季沒了。”張師傅說，今年雖然提早開工了，但該來的旺季，卻遲遲沒有等到。

海珠區中大國際創新生態谷紡織產業聯合會的數據顯示，疫情對整個中大紡織商圈帶來不小的沖擊，原材料端、生產制造端、成衣渠道端都受到較大影響，部分商戶經營業績下滑了40%左右，主要是因為東南亞等海外市場的訂單下降。

對張天學、張師傅這樣的城中村工廠經營者來說，旺季未能如期而至固然讓人著急，從去年冬天開始傳出的城中村工廠都將盡數搬遷的消息則更讓他們睡不安穩。

招工難

2月21日上午10時許，張師傅站在村內的一條街邊，手里拿著粉色的女裝，等待著工人過來詢價。他來自湖北天門，在城中村內開了一家100平方米的工廠，廠里除了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之外，沒有其他固定的工人，開年訂單陸續有些起色，人手就顯得不夠了。

長期以來，中大紡織商圈繁榮的“秘密”隱藏在康鷺片區的城中村里——村外的各大專業市場只提供原材料和成品的商貿流通，城中村內則提供廉價的勞動力市場，承擔了核心的成品制作一節，這里的經營者們一般是在拿到訂單后再臨時增補制衣工人。

張師傅所站的街邊沿途一公里內，是村里有名的“招工大街”，每天早上七八點，制衣廠老板或是職業招工人拿著樣衣站在道路兩旁，等待來往的“零工”們挑選。在人流量最大的上午九十點左右，應聘的工人們和招工的老板們往往把道路圍得水泄不通，城管只能邊指揮邊用喇叭喊著“招工請靠邊”，以便讓來往車輛通行。

在這里，“零工”們找到的活往往只夠干一天，每天都要重新找工作，工廠每天也要重新招人，因此招工大街上的人從來就不見少。

除了招工，工廠老板們同時還會在這里招攬客戶，他們身前往往會放一塊小黑板，寫著諸如“誠尋客戶：專業褲子、西褲、衛褲、短褲、短裙、半身裙，長期合作”一類的內容。只需稍等，便會有來自附近服裝市場的檔主，拿出袋子中的成衣，跟制衣老板談合作。確認服裝的制作細節、價格、工期之后，交易在幾分鐘內迅速達成。

頭天晚上，張師傅剛接到一位客戶下的訂單，準備做一批女裝試銷，數量100件。“我要今天幾個小時之內做出來，并發貨給客戶完成交付。”

一位操著湖北仙桃口音的女工上前詢問工價，但他們最終未能達成合作。

張師傅說，在拿到客戶的衣服設計底稿或樣品后，他們就能迅速拆分出工序，如裁布、縫紉、釘紐扣、熨燙、裝袋等，每個步驟的工價不同。

“每個工人在一件衣服上拿1~5元，我們報給客戶的價格一般就是人工費用的兩倍。最復雜的冬裝羽絨服等報價一般不超過七八十元。”村內一位制衣廠老板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忙活了一上午，張師傅也沒招到滿意的工人，臨近中午，他只能先回廠里吃飯，“下午再出來碰碰運氣，實在招不到人的話，只能我自己辛苦一下加班把訂單給做了。”

往年二三月份，這里城中村的制衣工廠老板們都會遇到招工難的問題，而今年的招工難問題與往年相比，顯得更加突出和迫切。

張天學也遇到招工難。目前，張天學工廠里的熟練制衣工還不夠穩定，影響了部分訂單生產，“截至目前，只招到30多個制衣車工，僅占滿員的60%~70%”。

“去年因為疫情都沒有怎么開工，第四季度基本處于完全停工的狀態，康樂村被封，廠里的工人90%在當時都感染了新冠，根本沒有辦法繼續工作，有些人痊愈之后也無法及時復工。”張天學說，招工難背后主要是幾方面因素疊加所致：其一，每年開春都是制衣廠最忙的時候，對制衣工人需求增加；其二，去年年末疫情防控政策調整后，導致今年春節后開工時間提前，相應地對工人的需求量就大；其三，去年遭遇疫情之后，很多制衣工人卻并未及時回來，同時受到“廣清紡織服裝產業有序轉移園項目開工儀式”的影響，清遠當地產業園開出了豐厚的“留人”待遇，吸引了許多制衣工前去應聘。在這些多方因素影響之下，城中村內制衣作坊顯得人手不足。

“現在女裝行業競爭激烈，款式多、單量少，我們在生產環節與制衣工的合作也需要磨合，他們現在要求比較高。”張天學說，工序復雜又給不了太高工資的話，制衣工們就會“挑三揀四”，過去大家一天掙兩三百元就很高興了，現在每天掙四五百他們還不一定滿意。

一些制衣工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往年行情好的時候，每天可以掙七八百元，“現在沒有這個行情了，做得好的話也就掙四五百”。如果做得勤快的話，基本只有一些技術成熟的制衣工可以每天掙七八百。

經營困境

張師傅很懷念以前生意好的時候。這個“以前”是指2008~2013年左右，那是淘寶、天貓等電商平臺崛起的年代，以女裝為代表的服裝成品成為電商平臺的主力類別之一。

“那時候生意最好做，十個人的公司就能年賺幾百萬元，大企業一年賺個幾千萬元也沒什么問題，哪怕你是個‘苕’（方言，意為傻瓜）都能賺錢。”張師傅說，每天訂單都做不完，“雙十一”之前備貨做得快“累死”。

來自四川的張天學也對“那個時候”記憶猶新，“那時候做起來比現在輕松，一方面貨源比較充足；另一方面款式沒有現在這么多且豐富，一個款式的衣服往往訂單量還非常大。”

但后來電商的紅利逐漸減退，再后來，疫情來了。

疫情三年，中大紡織圈的景氣度持續下滑，特別是在2022年第四季度海珠城中村暴發疫情之后，商圈內的零售商戶、制衣工廠等環節遭遇重大沖擊，至今城中村制衣廠的訂單量仍未完全恢復，再加上目前村內場地租金居高不下，生產環節的利潤越來越薄，大家普遍反映生意更加難做，康鷺片區城中村內的制衣廠大多還沒有完全擺脫疫情的影響。

“前幾年行情好的時候，可以掙幾十萬，現在一年能掙十幾萬元就不錯了，去年疫情受到影響，差點虧死了（倒閉）。”張師傅說，每天沒有訂單的話，還要支付租金和攤銷設備等其他成本。

據張師傅介紹，他現在的工廠，租金是70元/平方米，每個月場地租金7000元，一年租金達8.4萬元，“再加上人工工資、水電等費用，一年的成本就要十幾萬元。希望今年訂單能好點，不然真的要撐不下去了”。

張天學也遇到經營困境。去年第四季度遭遇疫情后的艱難情況之下，房東只免去了1個月租金，我們還得交上兩個月租金。”張天學說。

張天學的工廠位于康樂村周邊，一座菜市場的2樓，由于位置偏僻，場地租金約為40元/平方米。“每天不計算人工的話，生產成本在2000元左右，包括租金、水電等硬性費用。”

“人工成本按照計時工（拿月薪員工）和計件工（臨工）兩種。計時工工資支付分季節，旺季一個月要十多萬元，淡季也要七八萬元。計件的臨時工工資支付情況就不一定，主要是看訂單產量。”張天學說，往年行情好的時候一年營收200萬元，利潤達30萬元，這幾年疫情影響，營收在100萬元左右，在維持成本開支后，基本沒什么利潤。

張天學等制衣工廠老板介紹，他們的訂單來自中大紡織商圈以及周邊商戶，因此這一龐大商圈如果銷售行情較好，城中村生產端的生意就會旺，而一旦商圈生意掉下來，顯然生產端的訂單就會差。

海珠區中大國際創新生態谷紡織產業聯合會秘書長梁曉旭2022年12月介紹，中大紡織商圈以及商戶的經營業績有些下滑了40%~50%，經過聯合會對產業研究分析，下滑部分是在全球貿易摩擦、東南亞紡織服裝業崛起后以及疫情影響下丟失掉的海外市場，國內市場略有增長。

“本次疫情對整個紡織服裝行業生態帶來不小的沖擊，尤其是廣州，原材料端、生產制造端、成衣渠道端都受到了較大影響。”梁曉旭表示。

“以前我的店鋪里每天都要接待二三十個外國人，疫情發生后，三年都見不到一個外國人。”一位中大布匹市場檔口老板說，來自海外的訂單量銳減了七八成。多名布匹店老板亦稱，疫情期間銷量下降了三至四成。

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最近的統計數據顯示，2022年1~12月，廣東服裝出口同比下降8.6%，12月當月，服裝出口同比下降18.7%。

2022年1~12月，全國服裝行業規模以上企業13219家，累計營收14539億元，同比下降4.6%；利潤總額764億元，同比下降6.3%；行業虧損面19.4%，同比擴大0.9個百分點。服裝產量232億件，同比下降3.4%。行業平均用工人數233萬人，比上年同期下降7.4%。

搬與不搬

張師傅來中大紡織商圈闖蕩已有30余載，是這個商圈成長的見證者之一。

在張師傅和多位紡織工人的記憶里，上世紀80年代末期，那時候還沒有康鷺片區，大家都集中在廣州海印橋底，擺賣毛線、布匹，俗稱“走鬼”，那里成為地攤商販聚集地。

此后，遇到市容整治，有攤販自發組織來到一片荒蕪的中山大學南門附近做生意，并發展成為中大紡織商圈的雛形。1996年，海珠區政府開始對中大布匹市場進行整治和重建。千禧年后，廣州國際輕紡城、珠江國際紡織城等一座座現代化的商城拔地而起，至此，許多批發、零售主們搬入商城經營，正式從“走鬼”變成了“正規軍”，以紡織面料和輔料聞名的“中大紡織商圈”由此逐漸成型，產業鏈也逐漸完備。

“全國紡織看廣東，廣東紡織看中大。”廣東省商業經濟學會會長王先慶曾撰文稱，“中大商圈實際上是珠三角紡織制衣廠的供應鏈樞紐。在中國南方乃至東南亞，80%以上的制衣廠都與它有著密切的產業聯系。”面料方面，國內有“北有浙江柯橋，南有廣東中大”之說，兩大商圈平分秋色；中大紡織商圈的輔料在全球首屈一指。

據廣州市商務局官方公號消息，位于海珠區“中大國際創新生態谷”的中大紡織商圈，至今已有59家大小面輔料專業市場，商鋪約2.3萬間，經營商戶、企業近1.6萬戶，直接從業10萬人，關聯從業超200萬人，經營品類超10萬種，成為珠三角龐大的紡織服裝產業最重要的面輔料供應基地，是全國品種最齊全的面料、輔料集散地。

依附于周邊成熟的供應鏈，商圈內的城中村涌現了成衣加工，并且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產業集群，下游的成衣銷售也在商圈內成型，整個中大紡織商圈里形成了從原料供應到來料加工再到成品銷售全產業鏈的格局。

至今沒有統一的官方數據說明這些城中村內到底有多少紡織服裝加工單位。據廣州海珠區一位參與城中村產業轉型升級工作的海珠官員介紹，去年底暴發疫情之后，經過政府部門工作組摸排，城中村內至今有大概7000多家從事紡織服裝加工的單位，這一統計數字還顯得較為保守。另外，第一財經記者從政府和協會人士處得到的另一個數據是，這些城中村的小制衣廠里約有30萬從業者，其中大約八成來自湖北。

上述海珠區官員介紹，工作組發現，長期以來，中大紡織商圈城中村制衣產業的痛點就是小、散、亂、不成規模，不成氣候。“這7000多家小作坊企業，基本上都沒有營業執照，更談不上稅收。”

去年“康鷺片區”城中村內暴發疫情后，城中村內的產業集群與工人受到外界關注，同時，這類依存于城中村的產業集群該如何治理也成為討論話題。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2022年11月，在廣州防疫最艱難的時刻，廣東省政府提出中大紡織圈城中村搬遷的設想，隨后，這一設想有所調整，取而代之的是廣州、清遠兩地深度合作——商貿部分仍然留在中大商圈，服裝制造環節轉移到廣清經濟特別合作區，推動“廣州總部+清遠制造”合作模式。

但是，對張師傅和張天學這些城中村內的經營者來說，他們中的不少人對搬離目前的城中村還心存猶豫。一些經營者的看法是，服裝行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有很多配套的工藝輔料，比如衣服扣子的染色、繡花這些工藝在“康樂村”都是配套的，這種完善的產業鏈是經過幾十年長期形成的，搬去外地之后都得重新開始發展，成本會成倍增加。

廣東省湖北商會服飾時尚專業委員會主任梁富斌評價說，中大紡織商圈城中村內的小作坊制衣工廠，大多都屬于“小蝌蚪”型單位，它們長期依附在城中村這樣的環境里面生存，沒有強健的四肢，“上岸”離開這個環境可能就會出問題。這也是不少對搬遷還心存猶疑的城中村經營戶所擔心的。

今年以來，廣東省、廣州市均提出以“拆、治、興”并舉推進城中村綜合治理工作。對于這些依存于城中村的紡織服裝制作單位的治理，似乎已勢在必行。

標簽： 中大紡織商圈 康鷺片區 服裝加工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