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以及未來相當長的時期，需求不足將是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矛盾，為此，中國制定了《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2022~2035年）》，將擴大內需作為一項長期戰略性任務。考慮到構成中國內需的投資和消費兩個部分中，投資過剩和消費不足的結構特點，以及當前中國消費乘數是投資乘數的3倍以上，擴大內需戰略的成功離不開支出結構轉型——從過去的投資需求拉動為主，逐步轉向將來以消費需求拉動為主，即發揮消費的“基礎作用”和投資的“關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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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向更有效率的支出結構轉變，必須推動國民收入結構的轉型，即把原來用于過剩投資、低效或無效投資的資金，逐步轉化為居民可支配收入，進而轉化為居民消費支出。應盡快推出中國版的“居民收入倍增計劃”，提高居民消費能力，才能真正擴大內需，暢通經濟循環。

過度投資不可持續，長期經濟失去活力

根據支出法，GDP由最終消費（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資本形成（固定資產投資和存貨增加）以及凈出口構成。2000年以來，中國資本形成總額（其中固定資產投資占92%~99%）占GDP的比重（即投資率）從32%上升到2011年的最高點47.03%，到2021年仍然保持在43.29%的較高位置。

在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階段，大量的基礎設施投資、房地產投資和制造業投資是必要的，但過了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高峰階段，投資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都明顯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4年到2017年間，有14個省份出現了固定資產投資額大于本省GDP的現象（2018年以后各省份不再公布固定資產投資額數據）。有關研究表明，當前我們財政資金用于投資的乘數效應是1.06倍，而同樣的財政資金用來發消費券，其乘數效應是3倍以上。同時，地方政府長期靠舉債進行基礎設施投資已經造成較大的債務風險。

投資率居高不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行政主導性投資占比過高是重要原因之一。2012~2021年間，中國行政主導性投資占GDP的比例，最低為20.68%（2021年），最高為24.83%（2016年），遠大于成熟市場經濟政府投資3%~4%的占比。除此之外，房地產投資持續高速增長和國有企業預算軟約束，也是投資率長期偏高的重要原因。

2022年，中國GDP規模為121萬億元，全社會固定資產完成額為57.96萬億元，占GDP的比重為47.90%；而美國、歐洲等國投資占GDP的比重只有20%強，印度這一比重為27%。假定20%~25%的國際正常投資率是合理的，那么中國當前合理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應該是25萬~30萬億元，十年后大約是30萬~40萬億元，至少有20萬億元規模的投資是無效投資、低效投資、過剩投資。

從全球經濟發展史上看，長期靠投資拉動增長不可持續。二戰后，長期依靠投資支持增長的結果，一方面導致蘇聯固定投資產值率不斷下降：每百盧布生產性固定基金生產的國民收入從1960年的72盧布下降到1970年的55盧布和1990年的28盧布；另一方面導致蘇聯的消費率一直偏低，1987年蘇聯工人和職員工資基金占國民收入的44%，而在美國占60%以上。

美國經濟學家威廉·伊斯特利和斯坦利·費舍爾指出，要素價格的變化沒有對要素配置產生影響，是上世紀70年代以后歐美投資率大幅下降的同時，蘇聯和東歐國家投資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這種對經濟效益和要素價格不敏感的投資擴張被匈牙利著名經濟學家雅諾什·科爾奈嘲諷地稱為“充滿活力的投資本能”，其結果是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不斷減弱，最終經濟陷于停滯。

消費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太低

與固定資產形成在GDP中占比居高不下相對應的，是中國最終消費占GDP比重（即終消費率）呈現出降低的趨勢。中國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從2000年的63.57%，下降至2021年的54.29%，下降了9.28個百分點，其中家庭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在2000年是46.73%，2021年下降至38.37%，下降了8.36個百分點，無論是最終消費支出占比還是家庭最終消費支出占比，都呈現出逐漸下行之勢。

如果對同期數據進行對比，美國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在2000年是80.04%，2021年為82.59%，上升了2.55個百分點，家庭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在2000年是66.02%，2021年是68.21%，上升了2.19個百分點，無論是最終消費支出占比還是家庭最終消費支出占比，都呈現出穩定且略有上升之勢。

除美國之外，在歐洲和日本等發達國家，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普遍在70%以上，2021年數據，日本最終消費占GDP比重75.25%，德國為71.39，法國為76.92%，韓國為64%，歐盟27國為73%，印度為73%。

中國居民消費占比過低，根源在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占比低，且處于持續下降趨勢。2000年以后，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從47.03%下滑至2011年的40.23%，其后有所反彈，近年在43%~44%區間內波動。

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數據計算，2000年美國個人可支配收入占GDP之比就達到72.23%，之后基本呈現逐步上升的格局，2020年達到85.53%，2021年為82.18%。由于中美兩國的統計方法、統計口徑存在差異，這兩個數據的可比性并不嚴格，但還是能夠看出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處于較低水平。

推動支出結構轉變是擴內需的關鍵

國民收入支出結構從投資為主向消費為主的轉變，需盡快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和比重，進而提升消費需求，才能有效擴大內需，暢通經濟循環。

第一，將過剩、低效和無效投資支出轉為消費支出，可實現3倍的需求擴張。

應全面檢查過剩投資、低效投資，禁止重復建設。在降低低效投資、無效投資、過剩投資之后，把節省出來的財政資金用于增加居民收入、提升社保覆蓋和力度、補貼居民消費。如果能夠減少10萬億元的低效和無效投資，同時增加10萬億居民收入，由于乘數效應放大，可以帶來20萬億元以上的新增需求，國內需求不足的難題將迎刃而解。

從靠投資轉向靠消費，不僅要轉變觀念，更要調整政府宏觀經濟的管理機制。在快速城鎮化和工業化階段，我國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從上到下的投資驅動相關決策和執行機制。然而，促消費的相關決策和執行機制，還有待建立和完善。建議對經濟管理的部門設置進行相應調整，從中央到地方建立全面擴大消費需求的組織機構，各省市縣均設立相應的促消費機構，完善直接發錢、發消費券促消費的工作機制。

第二，盡快推出中國版的“居民收入倍增計劃”，壯大中等收入群體。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也出現過投資增速遠高于消費增長的現象，同樣導致居民收入及消費水平明顯落后于其他西方發達國家。60年代以后，日本同樣遇到了內需不足、居民收入較低等問題，通過實施“居民收入倍增計劃”，日本國民收入在70年代大幅度增加，工資指數增幅遠超美國、西德、法國和意大利等國，人均消費水平保持了年均10%以上的增長，較好地完成了經濟增長動力結構轉型。

我們建議，在借鑒國際成功經驗的基礎上，盡快制定并推出中國版“居民收入倍增計劃”，制定適合中國國情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提升目標、步驟和路線，多種途徑確保居民可支配收入快速增長。

為了盡快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要減少土地和金融等部門的壟斷收益，相應提高勞動、技術、管理等要素報酬。根據收入法GDP計算，2000年至2017年（勞動者報酬數據發布的最后一年）中國GDP中勞動者報酬占比在絕大多數年份低于50%，最高在2015年達到50.25%，最低2007年達到44.39%，顯著低于發達國家水平。中國居民收入占比低，主要原因是土地、金融、信息技術服務、能源等在經濟中居于支配地位或擁有壟斷權利的部門獲取的收益，擠占了勞動、技術、管理等要素的收入份額。因此，需要稅收、法律、政策等多方面措施并舉，消除土地、金融、信息技術服務、能源等部門的超額利潤，或通過轉移支付的方式將其轉為居民可支配收入。

應推動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在中國房地產市場分化，財富效應大大下降的背景下，推動資本市場健康發展是增加居民財產收入的重要舉措。目前，中國約有2億股票投資者和更多的證券基金投資者，背后對應的中等收入群體超過4億人，持有的股票和基金市值超過40萬億元。如果其持有的股票市值和基金凈值出現25%的增長，就將帶來超過10萬億元以上的財富增加，將帶來巨大的消費需求增長，并且會促進市場化的企業投資需求擴張，更好地實現發揮消費的基礎作用和投資的關鍵作用。

通過消費券或者現金補貼直接增加居民收入。從發達國家和國內部分城市的實踐來看，通過消費券或者現金補貼直接增加居民收入，可以有效激活消費需求，重啟經濟循環。考慮到每年可減少數萬億元低效、無效投資，建議把節省下來的資金每年至少發放1萬億元的消費券或現金直接補貼，將對消費需求產生3萬~4萬億元的乘數效應。

最后，及時啟動“全民基本收入”和中等收入群體擴大計劃。隨著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技術的不斷進步和普及，不僅制造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在下降，一般服務業的就業崗位也可能出現下降，未來經濟社會的運轉模式可能發生深刻變化，建議及時啟動“全民基本收入”計劃，為有需要的社會成員發放基本收入。同時，應多措并舉穩定和擴大就業崗位，讓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持續增長。從目前的4億人左右，十年內增長到7億人左右。

總之，在外部需求不確定性持續升高的背景下，中國居民收入占比低、增速慢，不僅不利于發揮消費的“基礎作用”，也不利于暢通國內大循環，構建新的發展格局。而較多的低效和無效投資支出不僅造成資源的巨大浪費，而且會影響經濟循環，擠占居民消費，造成經濟失速風險。因此，應當高度重視國民收入支出結構改革，盡快推出中國版“居民收入倍增計劃”，通過提高居民收入，有效擴大消費。

（滕泰系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張海冰系萬博新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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