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貴州黔西南州興仁市商人樊強因犯行賄罪和偽造、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罪，被判處其有期徒刑12年。在當地，樊強一直被視為政府融資化債的得力助手和資深掮客，一些民營企業家通過樊強將資金借給興仁政府平臺公司，或者購買地方非標債。樊強獲刑的重要原因，是法院認定其在政府項目中獲得了高額居間服務費，導致國家利益遭受特別重大的損失。

近年來，多地政府通過地方平臺公司舉債，樊強這樣的地方債資金掮客如過江之鯽。這些人及其背后的“金主”通過收取服務費和套取利差獲得收益，也在某些地方某些時刻被認為是“幫政府解決問題”。

樊強案已然受到廣泛關注，也將地方債的危機與亂象再次推到了公眾面前。

(相關資料圖)

從“救火隊長”到被告

興仁市不大，面積不到1800平方公里，人口50多萬，去年GDP210億元，在黔西南州僅次于首府興義市。

2018年，興仁完成了兩件大事：撤縣設市獲批和通過國家貧困縣摘帽專項檢收。樊強在此前后介入政府融資業務。2022年1月12日，他被興仁市紀委監委從家中帶走留置，留置6個月后被刑拘。

根據公訴方指控，2019年3月至2021年6月期間，興仁市政府為解決政府債務問題，找樊強幫助借款融資，并商議通過三家興仁市政府平臺公司接收借款并支付利息實現融資，為規避國家法律對融資高額利息的規定，采用簽訂居間合同支付融資服務費的方式實現融資的高額利息。10次高息融資業務的融資金額3.487億元，為出資方牟取高額融資服務費1.41億元，其中樊強個人分得3055.43萬元人民幣。相關指控被法院采納。

這些短期融資的日利率為3‰至5.5‰。樊強的工作包括：為借款本金做個人擔保、參與出資、催本付息等；介紹出資方向城投公司放貸并協調銀行和公證處；為城投公司借款并租用一家酒店為借款提供抵押。

2023年6月19日，興仁市人民法院一審判決樊強犯行賄罪及偽造、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罪，兩罪并罰，判處其有期徒刑12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52萬元。

樊強不服，上訴至黔西南州中院。

興仁市委市政府、二審法院黔西南州中院均拒絕對樊強案置評。第一財經記者嘗試聯系數位時任興仁市領導，未能獲得有效回復。時任興仁市委常委、副市長的王綏鴻稱自己現在“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任興仁市委常委、副市長的楊睿也以“已不在興仁任職”為由拒絕接受采訪。

樊強親友透露，時任興仁市領導曾將樊強譽為當地的“救火隊長”，樊強以此為豪。

第一財經記者獲得的一張圖片顯示，樊強實控的金融公司天睿投資一度掛上“興仁市金融服務中心”的招牌。接近樊強的多位人士稱政府方面對此行為表示默許，多位領導也前去視察，直到興仁市成立官方的金融服務中心，這一招牌才被撤下。

多位受訪者介紹，樊強很愛面子，他之所以熱衷于“幫政府找錢”，一是為了賺錢，二是覺得幫政府“做事”很有面子，三是真的想幫政府化解危機。

據樊強的自述材料，其為政府做的最后一筆融資發生在2021年9月，同年10月興仁市領導班子發生變動，時任副市長王長貴和王綏鴻被免（原市委副書記馮子建此前已不在興仁任職）。三個月后樊強被興仁市紀委監委從家中帶走。

東湖城投投融資部經理田茂勝先于樊強一天被興仁市監委留置，他也是樊強案中目前唯一獲刑的行賄對象。同年被市監委調查的還有東湖城投董事長兼總經理楊玖。

事實上，樊強幫助政府融資規模不止判決書顯示的3個多億。

第一財經記者獲得的材料顯示，樊強自述為興仁市國資平臺做了37筆融資業務，總額14.092億元：2017和2018年各1筆，2019年10筆，2020年8筆，2021年17筆；其中受時任市領導王長貴委托4次，受時任市領導馮子建委托4次，受時任市領導王綏鴻委托18次，受時任東湖城投法定代表人楊玖委托2次。融資形式包括短期拆借、定向融資、引存放貸、融資租賃和委托貸款，長則兩三年，短則2~5天。這些融資的利息高低不等，高至每日3‰~5.5‰，但也有幾筆是無息借貸。

自述材料顯示，上述37筆業務中除涉案的10筆高息融資外，其余借款部分清償完畢；部分未約定借款利率和還款時間；部分存在拖欠本息情況。

樊強的妻子對第一財經記者透露，因為融資業務壓力太大，樊強被留置前已經心生退意，著手轉型實業，方向是興仁特產薏仁米。

前端和后端

涉案的10筆高息融資中，有6筆是樊強通過武姐（化名）聯系資金方放款。樊強尊稱武姐為老師。武姐說樊強比她更懂金融知識，但她比樊強離有錢人更近。

樊強這樣和地方政府關系熟絡的居間方，武姐稱為“前端”；而像她這樣和資金方聯系的居間方，她稱為“后端”。類似樊強這樣的前端，武姐認識20多個，業務遍布貴州省88個縣級行政區劃。

政府官員找到這些居間方，往往意味著當地債務面臨嚴重壓力，且已經窮盡了常規融資手段，有時政府官員的一個電話打來，上億資金幾個小時內就要到位。這時后端會咨詢資金方（比如發達省份的民營企業家或游資）的意見，如果資金方同意做這筆生意，居間人就跟進執行。

在此情形下，居間人和資金方出于風險考量，對于地方政府也并非有求必應；地方政府及其平臺公司則往往對居間人的姿態放得很低。

如第一財經獲得的貴州某地級市政府旗下平臺公司向當地居間方發出的《情況說明函》寫道：“因近年融資政策收緊，加之我司承擔建設任務較重，導致流動性緊張，無法按時償還到期債務。為保穩定、防止違約爆雷，特懇請貴司承接我司相關金融業務。在與貴司的合作過程中，貴司守信譽、講政治、顧大局的政治覺悟與我司高度一致，深受我司歡迎和肯定。”

該平臺公司還稱：“在今后面臨的各種督查或審計工作中，與貴司相關的業務我司會作出全面解釋與說明，并且該業務是我司主動懇請貴司幫助我司解決短期拆借資金問題，資金成本也是經雙方協商自愿同意，貴司的幫助既是防止我司違約爆雷，也屬于是金融維穩工作，對此，我司將會盡全力維護貴司利益。”

這樣的江湖救急是地方化債的灰色地帶。前端和后端，是借貸雙方增信和風險隔離的必要存在：前端受領導信任，接受政府委托，甚至替政府擔保；如若出現問題，資金方會找到后端，后端又去找政府和前端。

拆借流程一般是國有平臺公司的分管市領導和居間方約定好借款金額、時間和利息，居間方派人到現場由政府出會議紀要。政府的領導簽無限連帶擔保或者由財政擔保，簽字過程還要拍照留存。

如第一財經獲得的多份與樊強案有關的借款和擔保材料顯示：《專題會議紀要》參會人有政府平臺公司董事長、市財政局長和市政府辦公室督查專員；《不可撤銷連帶擔保承諾書》有興仁市財政局蓋章和簽字，或有王綏鴻簽字及指印；《借條》有樊強和王綏鴻的手印及蓋章；《延期還款承諾函》的落款有東湖城投蓋章及時任法定代表人楊玖的指印、簽字和私章，時任副市長王長貴作為擔保人的指印和簽字；市領導親筆簽字的畫面被拍照留存。

“居間方收到居間服務費、資金占用費以及發票費用等多筆費用之后，安排資金方給政府打款，資金成本都非常高。”武姐說。

武姐介紹，區別于常規意義上的放貸，過橋拆借因為時間緊任務重，日息3‰~5‰是行業慣例，不過這樣的拆借一般也只存在幾日甚至幾十分鐘，最多十幾天，所以通常情況下不會產生高額成本。政府平臺拿到新的低息融資后會迅速置換高息過橋資金。“就像上市公司要讓審計看見在報告期截止日賬上有這筆錢，看完之后又拿出來還給別人。”

被打破的行規

此類快進快出的金融業務，以流水計算，武姐已做了上千億元，單筆拆借金額在上千萬元到5億元不等。而興仁這一單讓她“貼進去8000多萬元，是從業以來損失最大的一次”。她坦言，自己還會做黔西南州的業務，但興仁“打死不再做”。

法院采納的證據表明：2019年3月，樊強找到武姐為貴州東湖新城市建設投資有限公司（下稱“東湖城投”）借款5200萬元，期限20天，日息3‰，東湖城投按時履約；

2019年4月，樊強找到武姐再借5500萬元給東湖城投，期限12天，日息3‰，武姐要求樊強配資150萬元，東湖城投未能按期還款，三方約定延期10天，日息5‰，東湖城投于5月8日和5月9日分兩次還清本金；

2019年5月，東湖城投借4500萬元，其中樊強配資450萬元，實際用款107天；

2019年6月東湖城投借1900萬元，期限64天；

2019年9月東湖城投借6000萬元，其中樊強配資500萬元，期限20天，拖欠數月后分三次還清本金；

2020年6月，另一興仁市政府平臺——貴州放馬坪文化旅游投資有限公司（下稱“放馬坪旅投”）借4000萬元，其中樊強配資400萬元，期限20天，未歸還本金。

綜合來看，這六筆借款約定時限已超過常規過橋業務，尤其后幾筆實際用款時間更是延宕數月，導致以5‰或5.5‰日息計算的融資服務費累計到巨額數字，單單最后一筆4000萬元借款，就產生了4109萬元服務費。

武姐說，興仁最后一單4000萬元欠款，她其實意識到了危機，曾下令放棄。“按照我們的行規及合同，對方的三章（企業章、法定代表人章、財務章）、支票、網銀、營業執照和資金走向圖等都要交給我們，而這一單里對方的這些東西已被另一個資金方監管，這讓我覺得有風險。”她說這一單完成后，農業銀行已經放款給政府平臺，但政府沒有把錢還給他們，挪用到哪里她并不知情。

樊強也稱自己被“套”。他在一份自述材料中稱：“我個人籌資4400萬元出借給興仁政府以及代興仁市政府償還部分債務，另替興仁政府支付近千萬利息，興仁市政府陸續償還了我900萬元本金，這900萬元我分文未收利息，目前興仁市政府尚欠我3500萬元本金未償還，利息也從未支付。”

樊強妻子對第一財經記者稱：“判決書說他獲利3000多萬，但實際上他自己有3000多萬本金在政府那里。”

武姐一方將三家興仁市平臺公司告上法庭，今年8月1日開庭審理，同為被告的還有樊強、王綏鴻等多人。她對記者說，興仁方面辯稱支付的居間服務費實際上是還的本金，而自己一方拿出了證明材料予以反駁。

武姐認為，興仁事件只是個例，自己不會再讓這樣的事情發生。在她看來，有危機的地方才有商機，債務壓力大的地方對過橋資金的需求就高，但這不一定意味著當地政府信譽差或壞賬風險高。

一位江浙資本市場人士則對第一財經記者提出不同看法：“這樣的過橋生意我們避之不及。城投等平臺公司本就是地方財政的資金池，往往承擔提供過橋資金的作用。如果當地政府和平臺要找第三方和個人借過橋資金，這本身就說明了當地財政極為緊張，風險極高。”

事實是，很多地方政府平臺的資金需求越發急切，剛還清前一筆過橋本金就無縫銜接開啟了下一輪借款。在借款無法如期償還的情況下，一些居間方收取的巨額服務費吐了出來——因政府拖欠本金他們不得不彌補背后資金方的損失，否則自己再也不會得到資金方支持。

一位和樊強有業務往來的當地資金方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政府的借新還舊越發頻繁，他意識到風險過高之時已經難以抽身，只能寄希望于政府不會失信。

利率紅線

在興仁當地有一種看法，認為興仁在2018年之后債務激增，和撤縣設市上馬大量基建有關。在武姐看來，興仁在自身的金融安排上存在問題，她打了個比方，“這件裙子好看，但你（沒錢的話）可以不買”。

但總有人抑制不住這樣的誘惑，一些地方也無法停住舉債的步子。不過，一些變化正在悄然發生，比如，多地試圖劃出利率紅線，以嘗試壓降成本。

第一財經獲得的一份書面材料顯示，一位投資人于2021年購買了放馬坪旅投發行的興仁文旅建設債權定融產品，原定按年化9.2%計算收益。現投資人承諾：“你公司應付本人的本金到期前收益和到期后收益，本人自愿按年化7.8%計算收取。”

一位熟悉該產品的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發行方讓經銷商跟客戶商量，簽了承諾書以后產品就可以兌付，不簽也不是說不付，大概意思是等有錢的時候再付。”該知情人士猜測此舉是為了將融資成本壓降在8%以下。

興仁文旅建設債權產品分一、二年期，規模為3000萬元，募集資金用于補充發行方經營資金及放馬坪景區建設資金。東湖城投作為擔保方提供不可撤銷的連帶保證責任。此外該產品的增信措施還有：足額應收賬款抵押，債務方確權回購。作為擔保方的東湖城投，其自身面臨壓力。中證鵬元資信評估股份有限公司今年7月下調東湖城投評級展望為負面。其報告顯示，2022年末東湖城投總債務規模為46.20億元，其中短期債務28.98億元，而公司現金保有量很低，償債能力指標表現很弱，且債務重組進展緩慢。

第一財經記者還獲得一份放馬坪旅投與某民間資本的借貸糾紛材料，其中的調解方案寫道：“以未償還本金為基數，按照年利率8%從某日起計算利息至該筆借款全部清償完畢之日止。”這似乎證實了“8%紅線”的說法并非空穴來風。

近年來，全國各地針對政府平臺公司高成本融資開展專項整治行動，多省份和地區對城投融資成本作出限制。如2020年，江蘇省泰州市要求，市級國企新增融資成本不得超過6%（年化），縣級市（區）不得超過7%，縣級市（區）下屬園區企業不得超過8%。到2023年，已有一些地方對融資成本要求不得超過6%。

樊強的天睿投資也做城投債的總承銷和募集業務，不過公司已經從那個掛過“興仁市金融服務中心”招牌的地方搬到朋友提供的門面，員工遣散后只留下一人負責存量業務。他的二手車公司已經轉讓給了別人，幾十輛存貨拋售用作妻兒的各項開支。

去年1月樊強被帶走時，妻子魏瑜懷孕七個月。目前樊強還沒見過自己這位剛出生的小兒子，這或需要等到尚未確定時間的二審開庭。

（記者陳益刊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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