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正式進入“后默克爾時代”一年有余，朔爾茨政府運轉如何？18日，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德國藍皮書《德國發展報告（2022）：開啟“后默克爾時代”的德國》（下稱“藍皮書”）。

對于“后默克爾時代”的中德關系，藍皮書認為，除了汽車等傳統合作行業，在氣候變化和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中德之間出現了新的合作領域，兩國在綠色經濟和數字經濟領域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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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海關總署的數據顯示，2022年，中德雙邊貿易額為2276億美元，與2021年相比下降3.1%。不過，中國仍是德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

新政府起步即遇重大挑戰

藍皮書認為，俄烏沖突對全球經濟的前景構成了壓力，并帶來了巨大的政治不確定性。能源和原材料的短缺，價格持續走高，給德國經濟和社會方方面面帶來挑戰。為了懲罰俄羅斯，德國及歐洲其他國家一再削減從俄羅斯進口油氣的數量，以減少對俄羅斯的戰略性依賴，但這也帶來了嚴重的反噬效應。

對于“交通燈”聯合政府而言，原先的諸多改革計劃如今已經變得有些過時。當時聯合政府的一個設想是，德國經濟快速實現疫后復蘇，這樣德國就有財政資金投入綠色與數字化等結構性轉型措施中，而且可以同時不破壞“債務剎車”機制。而如今，這一“如意算盤”已經不復成立。

藍皮書認為，自德國新政府上臺以來，朔爾茨宣布大幅提高軍費，勢必會導致投入其他結構性改革計劃和民生項目的資金大幅縮水；德國決定減少乃至終止進口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勢必將不得不重新啟用煤炭發電廠，而這又將給德國的減排目標帶來巨大挑戰。這也就意味著，社民黨、綠黨和自民黨必須重新進行相互妥協的談判。

根據2022年5月中旬德國二臺ZDF政治晴雨表的調查，共有近四分之三的受訪者認為“交通燈”聯合政府將能持續到2025年秋季的下一次聯邦選舉。但是，德國民眾對朔爾茨政府的滿意度在持續下降。2022年6月的民調顯示，多數受訪者（56%）對朔爾茨政府執政不太滿意乃至不滿意。2023年1月，這一不太滿意設置不滿意的比例上升至64%。

值得注意的是，多數受訪者依然認為朔爾茨在對烏輸送武器問題上的作為是適當的，并非猶疑不定的，而且，他們多數認為俄烏沖突只能通過談判以及外交手段結束，這也意味著，對朔爾茨政府的不滿更多的是德國政府在應對俄烏沖突給德國經濟社會帶來的民生問題上缺乏有力手段。

對于朔爾茨政府而言，起步即遇到重大危機的挑戰，雖然迄今聯邦政府總體上運行平穩，執政聯盟內部的諸多矛盾并沒有大面積浮出水面，但是，社民黨和自民黨在民調中的支持率持續下滑，將迫使它們更加強化本黨立場，凸顯本黨形象。這也意味著，在后續施政過程中，三黨之間妥協的意愿將會下降，進而使朔爾茨政府推動各項改革計劃的能力遭遇更大考驗。

中德在這兩大領域存在巨大合作空間

德國是環保和氣候變化領域的先行者，應對氣候變化是中德最具潛力的合作議題。而環保和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是德國新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藍皮書認為，中德和中歐在應對氣候變化和環境保護領域有著廣泛共同利益。2020年9月，中國與歐盟領導人宣布建立中歐環境與氣候高層對話機制，打造中歐綠色合作伙伴關系。2021年順利舉行兩次中歐環境與氣候高層對話，為雙邊合作指明了方向。2021年10月在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上通過的《昆明宣言》和11月在聯合國第26屆氣候大會上簽署的《格拉斯哥氣候公約》都展示出中歐雙方在環境保護和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責任和擔當，也為氣候治理勾勒出合作框架。

數字經濟，正在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對于中國而言，數字經濟發展有利于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同時對傳統生產方式變革具有重大影響。在傳統制造業處于全球領先地位的德國面對數字技術的沖擊，較早從政策層面發力，推動數字技術發展以及傳統產業的數字化、智能化轉型。但德國整體數字化程度不及預期，比如，新冠疫情期間醫療信息采集傳輸過程中出現的滯后和混亂更暴露出德國社會數字化基礎設施的不足。根據歐盟2021年的調查，德國的數字化發展程度在歐盟27國中只排在第11位，數字經濟和數字社會指數為54.1，僅略高于歐盟平均值（50.7）。

藍皮書認為，如今中國在數字技術領域發展迅速，大數據、人工智能、5G等技術已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中國堅持做強、做優、做大數字經濟，積極參與數字經濟國際合作。雙方若能在尊重各自數字主權的基礎上，加強戰略對話，摒棄零和博弈思維，那么將在數字技術以及多邊數字治理合作方面擁有廣闊的合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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