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下稱‘兩山論’）的指引下，余村從過去炸山開礦造成‘山是禿頭光、水成醬油湯’，到現在變成了‘人在余村走、就是畫中游’，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3月5日，在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一場“代表通道”上，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安吉縣余村村黨支部書記汪玉成分享了關于余村的故事。

余村是“兩山論”的發源地。余村的巨變，也引發過關于發展生態經濟的熱議。

從2021年6月施行的《中國鄉村振興促進法》提到“國家鼓勵城市居民到鄉村旅游、休閑度假、養生養老等”，到將于2023年5月1日起正式實施的《浙江省鄉村旅游促進辦法》，這意味著，從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視鄉村旅游這一新業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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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昭通學院黨委書記陳紅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背景下，應該充分發揮鄉村作為消費市場和要素市場的重要作用。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潛力后勁在“三農”，這就必須擴大農村需求，暢通城鄉經濟循環。可以說，鄉村旅游正是中國式現代化催生的戰略機遇。

生態經濟成為共識

余村的經濟發展方式，以前是“靠山吃山”，當地是安吉縣最大的石灰巖開采區，然而經濟雖然得到了發展，但生態環境卻付出了沉重代價。后來，在“兩山論”的指引下，余村做出關停礦山、走生態發展之路的決定。

經過十多年的持續努力，2022年，余村集體經濟達到1305萬元，村民人均收入達到64863元。

汪玉成稱，進入新時代，余村聯動周邊3個鄉鎮17個村一起共同打造高能級、現代化、國際范兒的“大余村”。同四川、新疆等省份9個村結成對子，共謀發展。特別是現在還深入實施鄉村振興新青年行動，成立國內首個鄉村品牌實驗室，創新開展余村“全球合伙人”計劃。

由于在國內率先發展生態旅游，安吉縣經過多年來的不懈發展，成為浙江省北部一個極具發展特色的生態縣。當地的綠水青山吸引了一大批城市消費群體，尤其是上海人。

正因為嘗到了生態經濟的甜頭，安吉縣格外重視發展鄉村旅游業。針對“養”上海人的言論，浙江省現代農業促進會副會長、杭州知農智庫負責人成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對江浙滬旅游業來說，早就成為多年來的行業共識，不值得大驚小怪。

當前，鄉村旅游成為一個勢不可擋的趨勢，正在南方沿海省市全境、內地幾乎所有大中城市周邊快速發展。成軍稱，到農村旅游，親近大自然，這幾乎是一種人類本能。城市消費群體對鄉村旅游的需求，可以說是發自內心的，也是真實存在的。鄉村已經成為新的消費場景，“現在旅游從業人員正在抓緊搶資源，唯恐自己出局。”他說。

其實，如果將視野放大，從全國乃至全世界來看，這也具有普適意義。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教授、首席專家黃祖輝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一方面是對休閑、旅游、康養等方面有著強勁需求的城市高收入群體。一方面是適合去休閑旅游的鄉村，比如有真正的綠水青山、明顯的季節優勢和景觀特色；再比如離大城市近，且交通條件、人居環境等配套較好。

對比國內外，“養人”也并非中國所獨有，只是各國發展階段不同，有先有后而已。在國際上，20世紀20~30年代，美英等發達國家就已開始探索鄉村振興；上世紀70年代前后，發達國家進入了鄉村振興的活躍期。

以日本為例，鄉村旅游的興起，離不開40多年的大規模鄉村建設。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日本開始推動新農村運動，修整農村基礎建設；到60年代，開展第二輪大規模鄉村基建，這期間鄉村面貌大為改觀，生活設施也趨于完善；進入70年代，繼續強化鄉村基建，很多鄉村基礎設施的完備度和面貌已不亞于城市水準；到80年代，日本經濟進入巔峰時期，中產階層群體的壯大，催生了巨大的鄉村休閑需求。于是，在官方一系列鄉村旅游政策的引導下，生態游、體驗農場等旅游新業態不斷涌現，體現了工業化后期中產階層需求轉向的規律。

進入21世紀，日本成立農村振興局，專門負責鄉村振興相關事務。2009年，實行地方振興協力隊制度，助力開展鄉村振興工作。經過半個多世紀的鄉村振興探索與實踐，日本農業實現了升級，農村面貌煥然一新，農民收入大幅上漲。

成軍提到，在這樣的情況下，有不少日本大學畢業生不是選擇先就業，而是先下鄉鍛煉；不少退休人士不是選擇享受生活，而是下鄉務農；不少創業者不是選擇進入創業園，而是下鄉創辦新業態。這使得日本農村，雖然也免不了鄉村常住人口的不斷流失，但流動人口出現較大幅度增長。同時，工匠精神、傳統文化也得以傳承。

他說，以熊本縣五木村為例，雖然遠離城市、沒有奇山異水、幾無耕地、原住民不足千人，由于實施了一批小投入的鄉村旅游業態，以及將農產品品牌化，每年接待約16萬人次的專程游客和過往游客。為滿足這些游客的需求，五木村還形成了以林木、山貨為特色的小型加工業集群。

“養城里人”的戰略意義

安吉縣的發展，是浙江省鄉村旅游發展的一個縮影。2002年，浙江農民有了錢，紛紛蓋起小別墅，然而“家里現代化、屋外臟亂差、垃圾靠風吹、污水靠蒸發”。2003年，“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啟動，以消滅“垃圾村”為核心的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推動城市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現代文明向農村延伸、覆蓋和輻射，以此來促進城鄉一體化。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錢文榮稱，浙江省用行動證明“未來鄉村”是一種“隱形城市化”。

從發展階段來看，參照國外經驗，中國也逐漸迎來了鄉村旅游井噴式發展。

這背后是中國的經濟、社會結構開始發生根本轉型。2019年，全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首次突破60%，2022年達到65.22%。與此同時，農業GDP占全部GDP比重已下降到7%左右。

陳紅表示，當前鄉村資源的相對稀缺性正在逐漸凸顯，鄉村正成為基于城鄉融合的新經濟發展空間。直接來講，“養城里人”就是以鄉村旅游這種新業態承接城市人外溢的旅游需求。在如今的時代背景下，不論是基于國內經濟發展階段，還是考慮到國際形勢復雜嚴峻，大力發展鄉村旅游，以及由此撬動的投資、消費，都具有戰略意義。

值得關注的是，在中央一號文件的支持下，地方政府已相繼發行鄉村振興專項債。陳紅認為，參照國外發展經驗，尤其是日本，通過幾十年來對鄉村的巨額投資，為其迅速邁向發達國家提供了強大動力。中國如今高度重視鄉村振興，通過專項債等形式，支持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村莊基礎設施建設等重點領域，就是要補齊“三農”短板。

針對國內的鄉村旅游現狀，成軍稱，對比發達國家，中國仍有四個方面有待進一步提升。

具體來說：一、在部分地區，由于經驗不足，致使不少投資沒有成為“旅游產品”，形象工程、無效投資較多，稅源培育不足，一些基層單位債務負擔較重；二、地域文化挖掘利用得還不夠充分，致使記憶點、獨特性不足，同質化程度偏高；三、農業生產還沒有充分參與到鄉村旅游當中，致使鄉村旅游縱深不足，體驗性、參與性不夠，客流優勢沒有充分轉化為農產品品牌、區域公用品牌的優勢；四、鄉村旅游與加工制造、文化創意等產業的聯系還不夠緊密，城鄉相互融合、相互帶動的格局還有待進一步形成。

在黃祖輝看來，中國的鄉村旅游，當前仍然主要以短期休閑旅游為目的，而非長期在農村居住。這背后的重要原因是，目前農村還不完全具備能讓城市居民在農村長期定居的公共服務體系、產權交易制度，以及基礎設施、就業條件等。

比如，我國農村集體的產權與權益享有者具有成員身份性，目前這些權益僅使用權或經營權可對外轉讓，農民宅基地及其住房只能出租，而不能出售。此外，農村土地還具有嚴格的用途管制，這些制度都對長期“養城里人”形成屏障。

他認為，要破解這些制度障礙，就要加快建設農村公共服務體系，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破解城鄉二元制度，消解農村集體“戶籍”制度，將農民的身份權轉變為可交易的契約權，并逐步實現村集體的“政社分離”等。

除此以外，要想持續“養城里人”，更是離不開鄉村經營性人才。

為破解鄉村經營性人才匱乏難題，昭通學院成立全國首家“鄉村CEO學院”。鄉村CEO，即“農業經理人”。這一新職業已于2019年由人社部等三部門聯合發布。在2023年全國兩會各民主黨派提案中，臺盟中央在提案中指出，我國農業職業經理人已有290萬人，預測未來5年全國農業職業經理人仍有150萬人的需求缺口。

陳紅稱，鄉村經營性人才，尤其是具有企業家精神，并擁有經營村莊理念的綜合性人才，正是當前鄉村振興最需要又最緊缺的。因此，加快培育新型農業職業經理人勢在必行。今后，“鄉村CEO學院”不論是招收人才，還是輸出人才，都是面向全國乃至全球的，希望既為國內的鄉村振興培養人才，同時也能向國際輸出鄉村振興的“中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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