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的諸多大屠殺中，盧旺達大屠殺可能是最令人費解，又最容易遭人遺忘的了。對世人來說，發生在這個角落的事既陌生又難以理解，而在事件過后，它對這個渴望實現民族和解的國家而言又成了不容討論的絕大禁忌，殺人者固然閉口不言，連幸存者也大多保持了沉默，以至于有一個謎團始終未能真正得到解答：究竟是什么讓人拿起了屠刀？

1994年春，在短短的100天里，這個非洲內陸國家占總人口15%的125萬圖西族，竟有約80萬死于鄰人的屠刀之下。這是名副其實的“種族滅絕”，但卻不是世人印象中納粹集中營里那種工業化流水線式的屠殺，而是無數普通人自發地殺害自己的鄰居、同事、朋友、戀人甚至家人，這實在令人震驚，一個人怎么能突然之間完成這樣的轉變，對熟人下得了手？他們又為什么要這么做？

從表面上看，最經常被人提及的當然是某種“種族仇恨”，占該國人口多數的胡圖族長久以來都敵視少數的圖西族，理由是這些人試圖奴役胡圖族，因而對其生存造成了“威脅”。然而，盧旺達的鄰國布隆迪幾乎有著相同的族群結構比例，但卻并未爆發這樣慘烈的事件。何況，平常用來解釋兩族所謂“本質差異”的那些特征（例如據說圖西族長得更高瘦、更俊美，也擁有更多牛只），要么微不足道，要么根本不足以區分彼此，即便煽動起來的仇恨驅使人群中涌現群體性暴力，那也不至于無緣無故非要將對方趕盡殺絕。

【資料圖】

法國作家讓·哈茨菲爾德歷時14年，在盧旺達采訪了很多幸存者和劊子手，就是希望通過他們的回憶，從微觀層面來了解那種暴力究竟從何而來，又毀滅了什么事物，以及人們還能如何更好地活下去。正如一位幸存者所說的：“大屠殺這種事只要發生過一次，如果根源還在，而且我們不了解根源是什么，將來不管何時何地，無論是在盧旺達還是在別處，就還會再次發生。”在此，記憶不僅是不同聲音的證言，是幸存者的控訴，也讓人看到兇手是如何考慮的——簡言之，“讓人說出來”是治愈性的，也自帶著反思性，由此我們才能透過灰暗的過去看見未來。

從幸存者的證言來看，連他們都很困惑這一切是怎么發生的，沒辦法找到一個合理的說法來解釋胡圖族為什么仇視圖西人，似乎是出于恐懼、貪婪和盲從，而圖西人“只是生活在山上、因為高尚氣質而倒霉的人”，他們不明白，自己“從來沒有傷害過胡圖人，甚至從沒有說過他們的壞話”，并且在山上生活的圖西人同樣很貧窮，并沒有比胡圖人擁有更多的土地、更好的身體和更優質的教育，為什么就會遭人嫉恨呢？

毫無疑問，這兩個在一起生活的族群之間確實有某些難以化解的差異帶來的怨恨，但由于年代久遠，甚至連當事人都已經說不清楚那究竟是什么，卻始終橫亙在他們之間。從那場屠殺中活下來的克洛迪娜·卡伊泰西堅信，沒人能寫下關于大屠殺的所有真相，它不是從兩三個根源而起的災難，其根源是一個“腐爛于地下的死結”，從未真正化解。

問題是，為什么像這樣細小的怨恨竟能釀成這樣嚴重的后果？看似奇怪的是，這正是現代大眾政治興起的結果。

盧旺達在歷史上的確曾由圖西族國王和貴族統治，但在1962年獨立之后，長期都是人口多數的胡圖族掌權，許多圖西人因此被迫流亡境外。到了后冷戰時代，隨著意識形態的退潮，民主化使得民眾被以族群為邊界大規模動員起來。1993年，鄰國布隆迪首位胡圖族總統據傳被圖西族軍人暗殺，這激發了無數聳人聽聞的陰謀論，盧旺達許多政治和知識精英開始在廣播等大眾媒體上聲嘶力竭地呼吁徹底消滅圖西人，“胡圖十誡”中最知名的一條就稱“絕不能再對圖西族存有一絲憐憫”。1994年春，流亡的圖西族武裝“盧旺達愛國陣線”為回歸故土而在邊境集結，盧旺達總統墜機身亡（原因迄今不明），這似乎一下子印證了傳聞中的陰謀，成了大屠殺默契的動員令。不夸張地說，長久以來的族群仇恨操弄，早已為這一刻做好了準備。

很多劊子手事后回憶，他們在當時感受到的與其說是恐懼，倒不如說是如釋重負：終于擺脫了長久以來緊繃的情緒，可以放手去消滅他們心目中的內部敵人了。讓人不寒而栗的是，屠殺讓他們擁有了一項共同的“事業”，兇手們感到彼此間消除了政見分歧，“變成了兄弟一般”，他們排著隊，“所有人熱情洋溢，跟親朋好友一起聚集在足球場上，然后出發去狩獵”。可怕的事實是，殺人竟然讓他們感覺良好，甚至在屠殺之后，仍然覺得那是一段美妙的時光，一個“幸運的季節”，仿佛是在一場激烈對抗的球賽中結下的生死友情。

不難想見，在他們眼里，受害者早已被非人化（被蔑稱為“蟑螂”），以至于屠戮這些熟人并不會讓他們良心受到困擾（雖然在事后他們盡力避免去看幸存者的眼睛），他們只不過是害怕受到懲罰罷了。在這場屠殺中，他們忘記疑慮，全情投入，一心只想“圓滿完成任務”，毫無憐憫，甚至根本不需要命令、鼓勵和懲罰，就可以自發自愿地不斷殺人，像機器一樣停不下來。可悲之處也在此：就像歷史上的屠殺者一樣，在屠殺的過程中，其實他們自己才真正非人化了，在任何一種意義上都喪失了人性。21歲的農婦克洛迪娜說，盡管受盡苦難，“我仍然慶幸自己是圖西人，否則我就會是一個胡圖人”。

殺人者甚至明知道自己的圖西族鄰居沒什么錯，但在這場殺戮中，個人的品德、相處經歷都變得不重要，正如一位兇手所說的，他只覺得“我們一直以來的麻煩，就是整個圖西族的錯。我們不再把他們看作一個一個的人，很快就不再想他們曾經是誰”。尤為耐人尋味的是，這些劊子手在講述自己大屠殺的經歷時，“所有人都想要躲在一種淡化的表述后，將第一人稱單數‘我’變成復數的‘我們’”——這折射出一種微妙的心態：他們內心覺得自己是群體的一部分，這樣就無須單獨承擔責任了。換言之，他們眼里看不到個體的人，而將雙方都看作是一個龐大群體的一分子。

諷刺的是，他們的屠戮非但沒有達成目的，倒是適得其反：他們專注于清除“內部威脅”的狂歡，并未讓他們在獲得純潔化之后凝聚成更強的力量，反而為爭奪戰利品浪費了太多時間，瓦解了對邊境上圖西族武裝的抵抗。戰后，保羅·卡加梅領導的盧旺達愛國陣線不僅成功奪取了政權，大量境外回歸的流亡者，也使圖西族的人口占比重新又恢復到了15%。為了達成政治和解，戰后盧旺達極力淡化族群分界，然而，往事的幽靈仍然時時在攪擾著生者的日常。

正如一位幸存者克萊芒蒂娜所說，活下來的人們永遠無法分享真相中的重要部分，因為“幸存者在一部分記憶中尋求寧靜，殺手們則在另一部分記憶中尋求寧靜”；另一位幸存者瑪麗-尚塔爾則發現，“犯罪者和受害者都想借助遺忘來獲得一點保護，但二者的原因并不相同，他們也不會一起遺忘。但他們所需要的遺忘卻是一樣的。”在犯下恐怖的罪行之后，劊子手約瑟夫-德西雷想著最好讓這些事平靜地過去，期望著“回到山上，回到自己家里，并找到一份工作，人們就會看到，我可以再次變成一個普通人”——這種口吻讓人覺得他根本沒意識到自己罪孽之深重，仿佛只是不小心做了件蠢事，“遺忘”當然是他想要的，但這種“寬恕”卻是對受害者的不公平。

事實是，在悲劇過后，正是那些受害者的內心更難撫平。他們無法遺忘親人在身邊死去的創傷，甚至不知道自己應該沉默還是訴說，即便終于到了能拿這些事輕松開玩笑的時候，夜里還是會做惡夢。那是無法傾吐的傷痛，就如一位農婦弗朗辛所說，在那些曾躺在沼澤地里逃生的人和從沒有這個經歷的人之間，“將會存在一道理解上的鴻溝”。人們無法再像以前那樣互相往來，難以交流內心的想法，“家人之間的紐帶斷了，似乎每個人都只想把剩余的生命留給自己”。

如果說這段可怕的歷史留下了什么教訓，那我想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個別地看待人，而不是給他們貼上一個標簽（無論是“猶太人”“黑人”還是“東方人”），將他們整體地處理。這種“類別思維”遮蔽了人們作為個體的價值，無視了多元豐富的現實，在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一再釀成巨大的悲劇。一個更好的未來，應當是每一個人不再因為他們的族群、性別、膚色、地域而受到差別化對待，要知道，在那些標簽之下，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

《與屠刀為鄰：幸存者、劊子手與盧旺達大屠殺的記憶》

[法]讓·哈茨菲爾德 著

北京日報出版社·理想國 2022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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