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23年下半年，中國經濟復蘇的節奏被格外關注，對于擴大居民消費的討論也不斷增加。

7月8日，在2023年青島·中國財富論壇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蔡昉表示，中國經濟的主要拉動力早在疫情前已經轉向消費需求，且居民的消費需求占據了7成左右，但疫情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原本正在改變的路徑，導致這一過程可能出現一些顛簸。當前，擴大內需，最需要做的就是刺激居民消費。

他提出，家庭預算曲線得不到恢復，是影響經濟復蘇的主要原因。相較于市場熱衷分析的居民資產負債表，蔡昉認為，當前居民消費領域的主要困難更多表現在流量上，家庭預算曲線反映的恰是一種收入減少、消費減少、儲蓄超額等流量概念，直接對應著當前（經營）受阻的實體經濟、中小微企業的需求，加上數據獲取更為及時，更適合短期現象的分析，也更符合當前處理問題的目標。

(資料圖)

蔡昉表示，過去三年，中國的城鎮失業率絕大多數時間處于自然失業率之上，這也意味著我們經歷了很長時間的周期性失業（在勞動經濟學中這些勞動者已經處于長期失業狀態），收入減少使得在經濟該復蘇的時候會遭遇“磁滯效應”，或者說“疤痕效應”。雖然目前整體城鎮調查失業率有所恢復，但農民工和青年的失業率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高點。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5月，外來農業戶籍勞動力失業率（4.9%）連續第3個月回落，但16～24歲青年失業率上升至20.8%，比上個月提高了0.4個百分點，創下2018年有該數據以來的新高。

蔡昉進一步分析稱，居民家庭預算曲線受損主要有三大表現：一是失業率長期高企導致居民收入增長減慢；二是受到收入預期影響，居民消費的波動性大于收入波動；三是長期可能轉向資產負債表收縮。“如果這種破壞了的家庭預算曲線不能得到及時補償，不能盡快恢復就業，不能盡快增加收入，或者不能得到政府的補助刺激，（居民）有可能就從短期行為轉為長期行為，也就是大家熱議的所謂的‘資產負債表衰退’。”蔡昉表示，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我們應該考慮如何針對居民的家庭預算曲線來實施宏觀經濟政策。

此外，蔡昉也提示，隨著發展階段變化，疫情之后的中國經濟新常態也有與疫情相對無關的因素，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需求側的新常態，二是勞動力市場新常態，三是居民微觀行為新常態。

對于如何刺激居民消費，蔡昉建議要“用所有能夠合理合法合規、合經濟理論規律的渠道，把錢發到居民的腰包里。”對此，他提出三大建議。

第一，新常態需要新做法。宏觀經濟政策的刺激對象從投資轉向消費，從而更加直接地應對需求堵點和短板，同時產生更大的乘數效應，實現短期和長期目標統一、措施兼容，減少后遺癥。

第二，戶籍制度改革。蔡昉認為，戶籍制度改革可以立竿見影、真金白銀地刺激消費。研究表明，農民工消費被戶籍抑制23%，比如1.8億農民工成為戶籍市民，可增加消費支出約2萬億元。對比疫情造成的超額儲蓄（占GDP3%）約3.6萬億元，改革紅利可以大幅彌補消費缺口。

第三，借此機會切實阻斷農村的返貧通路。蔡昉認為，當前這個返貧通路可能是存在的，可以按照“不能發生規模性返貧”的中央要求，“把錢發出去”，真正確保這些人不返貧，就是對宏觀經濟作出的重大貢獻。據測算，2021年、2022年，最低收入組的平均收入，高出可能存在的脫貧標準幅度已經低于2020年（17%）。蔡昉表示，把重點放在最低收入這部分人群中，可以確保不會返貧。

第四，提高老齡化相關的社會保障水平。他指出，“現收現付”社會保障體系的可持續性，依賴于相對有利的人口撫養比，隨著今后撫養比加快提高，需要提高社保的普惠性與個人積累才能維系。蔡昉認為，2022年～2035年將是老年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增長最快的十幾年，養老金的支付會產生較大困難，當下正是大規模支出以提高保障能力的機會，這既是長期的制度建設需要，也可以起到短期經濟刺激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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