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誰？》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中文出版界對美籍華裔地理學家段義孚作品的引進，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自2005年地理學家周尚意等翻譯出版《逃避主義》以來，《無邊的恐懼》《戀地情結》《空間與地方》《浪漫地理學》《制造寵物》等學術著作，以及《回家記》等隨筆作品的陸續出版，在社科閱讀領域創造了一個綿延十余年的“段義孚浪潮”。

很多青年學者和讀者得益于段義孚思想的傳播，他的方法和文字引導一代又一代愛好者對地理學產生興趣，并進一步思考自身在世界上的位置與處境。《我是誰？》的譯者之一、地理學者劉蘇也是其中一員，他也是《戀地情結》的譯者之一。

《我是誰？》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美] 段義孚 著 志丞 劉蘇 譯

也人丨上海書店出版社 2023年8月

第一財經：十幾年來，段義孚著作的中譯本已經出版超過十本了，多家出版社都在引進他的書。你認為閱讀段義孚的熱潮是否存在？從你的角度來說，《我是誰？》這本自傳有什么樣的價值？

劉蘇：我自己能明顯感受到目前存在的“段義孚熱”，或許很多人都能感受到這一點。在當下的中國能產生閱讀段義孚的熱度，其原因很值得思考、玩味。我想，最直接的一個原因或許是段義孚的文字能引發人的共鳴，這在于他文字里的情。

他這本自傳傳播得非常廣，可以讓更多人對地理學產生興趣。作為一名地理學工作者，我覺得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情。更深層次的意義在于，他的書可以喚起更多人對個體價值的重視。

我們都知道，東方傳統文化強調集體觀念，集體重于個體。但是在個體原子化的后現代社會里，在80后、90后、00后這三代人身上，個體性越來越凸顯。從不同代人的說話方式上也可以看到這一點。比如我父母輩50后、60后喜歡用“我們”這個詞來表達觀點，80后就愛用“我”了。對個體意義的尋求呈現出增強的趨勢，個體性成為當下必須去面對的現象。

段義孚強調個體意義的“人文主義地理學”，很契合這樣一個時代。他不像那些書寫時代孤獨意象的言情小說家，僅契合一部分人的口味。作為一位享譽世界的大師、英國和美國的雙料院士，他的作品更能以主流學術的姿態，進入到普通大眾的閱讀當中。這本書產生的意義或許會是非常深遠的。

段義孚自稱是一個“無根的人”。今天中國社會的“無根的人”很多，比如“北漂”“滬漂”，很多人群體現出無根、孤獨、漂泊的心靈現象。段義孚因此能跟很多人產生共鳴，成為一面鏡子，映照出今天社會雖然物質發達但精神缺失的部分，能夠吸引讀者跟他共情。這也是時代氛圍的產物。

第一財經：你與段義孚的交往如何？作為一個地理學者，你受到他哪些方面的影響？

劉蘇：讀博士期間我參加周尚意教授的讀書會，認識到了段義孚的思想和其他地理學流派的眾多學者，打開了學術視野。看了當時出版的兩本段義孚作品《逃避主義》和《無邊的恐懼》，覺得不夠，我又去圖書館借了好幾本他的英文書，下載了不少他的論文，繼續閱讀。后來我和志丞翻譯《戀地情結》，與段先生有郵件往來，還收到過他簽名的書。但我沒有見過段義孚本人，2005年他來北京，志丞陪他登長城、游故宮，令我非常羨慕。后來段義孚在《回家記》里邊寫了這些經歷。

精讀、翻譯《我是誰？》讓我對他的認識大大加深。我內心經歷了翻江倒海最終化為平靜的過程。沒想到一位世界頂級學者的輝煌人生，我讀后沒有產生任何羨慕之情，跟期待完全不一樣。原以為他的人生會精彩輝煌到讓我非常羨慕、遠不可觸的地步。出現這樣的反差是因為，他在書中坦誠地剖析了自己的孤獨、不滿足和將被黑暗吞噬的狀態——正文最后一段，我想很多人讀后也會被震撼到，他以在高速公路上開車作為比喻，說他的人生會被黑暗吞噬。

他說喜歡沙漠勝于喜歡熱帶雨林，還說到喜歡礦石等一些代表終極生命意義的事物。這本書的附錄《2012年的一次演講》，是他去年去世前兩個月時寄過來的，文章最后講到了他認為的生命終極意義是什么。他寫這本書的時候是1999年，當時他69歲，人生還遠遠沒有走到頭。69歲到92歲，又經歷了20多年的人生，經歷了一些不太一樣的東西，他認為應該補充到這本書里邊。他最后對生命終極意義的論述，不再說黑暗是吞噬生命的終點了，讓我看到了一束光，我內心也平靜下來了。

段義孚還寫到，進入人生末年的時候，曾經取得的學術成就再也激不起他的興趣了。這種最終走向坦然的狀態，也是這本自傳中浮現出來的一個普通人的身影。這樣的身影并非觸不可及、高山仰止，讓人感受到親切的心靈共鳴。在很多基本的層面上，段義孚的人生和我們大多數人一樣，都有過生離死別、人情冷暖。他對我最深刻的影響就是讓我接納人生的普通和平凡。

第一財經：段義孚很輕快又很有效率地總結了自己前69年的人生，他的寫法很出色。你怎么看他的書寫風格和講故事的能力？學者們會在意他的書寫方式嗎？

劉蘇：段義孚去世后，我參加過一個紀念他的小型會議，9名學者一起討論段義孚。其中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學者說，段義孚的寫作風格如果放在我們的學術環境當中，論文估計是發不出來的。首先我們的學術論文是反對以第一人稱來創作的，段義孚基本上所有的文章都有“I”這個詞，以第一人稱在寫。其次他的很多情感化的表達，也是我們學界在發表學術論文時接納不了的。這個現象值得我們去反思，我們提倡的不帶感情的學術產出，把第一人稱隱去的寫作風格，是合理還是不合理？在寫作風格上，段義孚會給很多人帶來思考。

第一財經：8月26日在上海舉辦的《我是誰》新書分享會上討論了“地理學需要情感嗎”這個問題。這是一個有意思的說法，活動聊到了關于一個人出去旅游、在世界上各個國家游走時，對空間、故鄉的感知，說到有很多機會可以使一個人改變想法，增進對世界的理解。你覺得“地理學需要情感嗎”？段義孚的觀點是怎樣的？

劉蘇：這個問題非常有意義。2000年以來，隨著段義孚在國內學界為人所知，以及以他為旗幟的人文主義地理學的傳播，在學界慢慢開始形成研究、討論的風氣。北京大學唐曉峰教授翻譯的《地理學與地理學家》（約翰斯頓著），以及約翰斯頓的另一本書《哲學與人文地理學》的出版，讓人們開始關注人文主義地理學。

一提到人文主義地理學，就涉及“地理學有沒有感情，需不需要感情”這樣的話題。我覺得首先要說什么是感情、情感。如果說情感只是一種感覺，那么它就是不牢固的，因為感覺可以是主觀的、暫時的，缺乏根據的。如果就靠不明確的感覺來支撐整個地理學研究的大廈，那一定是不可靠的。

但如果說情感反映出來的是一個人內在心靈的實際，是特別有把握的一個事物的話，那就是穩定而客觀的。美國哲學家喬納森·愛德華茲認為，這樣的情感就是一種貫徹到底的意志。

西方有三種對情感的理解。一是邏輯實證主義，認為情感是主觀的非理性的，不屬于邏輯理性探討的范疇，可能這個觀點也是大多數人對情感的理解。二是對段義孚影響非常大的美國哲學家蘇珊·朗格，她認為情感恰恰是一種理性的、具有邏輯的存在，并認為人的情感和自然界的事物之間，也就是所謂的人地關系之間有著天然的邏輯同構關系。三是愛德華茲的觀點，他說情感是意志的表達，是人心面向真理的時候竭力追求的一種意志。

德國地理學家亞歷山大·洪堡對地理學的熱情就是一種“地理學的情感”，也是一種堅持不懈的意志，他對美洲和遠東西伯利亞的探險，都是在這種情感的驅動之下，想要去發現“自然之愛”。當很多科學家都熱衷于探索所謂普遍規律的時候，洪堡卻說，自然也許也必須借用人的感受來體察。洪堡也深深影響了段義孚，比如他在《人文主義地理學》這篇旗幟式的文章里，就提出要以洪堡的地理學情感，來激發人文地理學家的創作。

段義孚之前的不少地理學家，也有人提倡地理學的情感與審美，對他產生過影響。可能有人認為，地理學尤其是自然地理學，更多講求客觀公正、價值中立，而不能有情感。我認為自然地理學可能在研究成果的表達上的確不具有心理特征，但是一名自然地理學家做研究的過程，一定是被某種情感或者熱情驅動的，否則很難堅持下去。所以，地理學本身應該是帶著情感的，這是我的一點思考。

就像很多人去西藏旅游，可能是為了“尋找初心”。他也不一定知道初心是什么，就是一種情感轉化成為的意志在驅動著他要去尋求。當他看到西藏的雪山，看到布達拉宮這樣的景觀，情感上就會產生和這些景物的共鳴。

我多次去歐洲之后，對我國很多地理事物的看法，也發生了一些潛移默化的變化。自駕從意大利到奧地利，看到阿爾卑斯山夏季的南邊和北邊植被、村落景觀的變化，看到了以前在中學地理課上學過的一些東西。親自游歷阿爾卑斯山之后，我發現，很多景觀在我國四川、重慶等西南地區的山川地帶，都有相似的特色。我會以一種更加開放的觀念來看待我國和外國的地理事物，形成一種微妙的平衡。走過很多地方是會有助于形成豐富的地理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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