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不完課文不讓回家，罰抄200遍，走100個鴨子步。初一時葉可欣曾被罰過，她內心極度排斥，一刻都不想在學校多待，“只想趕緊死了算了。”她患上了抑郁癥。

今年2月，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發布的《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21～2022）》顯示，超過3萬名青少年中14.8%的人存在不同程度抑郁風險。這一數據值得警醒。

(相關資料圖)

“孩子生病有時是為了自救，因為生病才能休息。”北京聯合大學師范學院心理學系副教授何麗表示，近幾年，學界普遍認為青少年是心理健康問題重災區。

多名心理咨詢師表示，未成年人的心理問題是由個體、家庭、學校和社會多個因素造成的，不應把所有問題都推給父母。當孩子找到心理醫生或咨詢師時，問題已經很嚴重，改變孩子所處的家庭、學校和社會等綜合環境才能真正解救他們。

母親的自責

“我的孩子就是缺少陪伴”

老師找楊小鳳談過幾次兒子浩然的心理問題。浩然是四川隆昌市一所鄉村小學的5年級學生，他上課隨意說話，老師言語制止無效，讓他站起來。他用手勢鄙視老師，老師怒不可遏，用棍子打他，他抓住棍子對抗。

“他就覺得‘你要跟我干，我也不怕你’。”楊小鳳說浩然對家人也是這樣。不久前，浩然向她要手機無果，伸手打了她。這不是浩然第一次打媽媽。浩然3歲左右時不愿洗澡，楊小鳳強制帶他去，他左一個耳光右一個耳光，打得楊小鳳頭暈眼花。但洗完澡出來，他又像換了一個人，高興得不得了。

“他的性格好像在兩個極端，要么很聽話，要么很不聽話。”楊小鳳意識到浩然跟正常孩子不一樣。在洗澡事件之前，她帶浩然去醫院看身上的疙瘩。醫生給浩然打針時，他罵醫生、朝醫生吐口水。

楊小鳳和丈夫感情不和，浩然一歲多時，兩人當著他的面打架，他哭得撕心裂肺。一氣之下，楊小鳳外出打工，把浩然留在家里，直到一年多后才回去看他。這件事對浩然造成了很大傷害，也成了楊小鳳心里的一個結。

浩然由爺爺、奶奶帶大。3歲多時，浩然打了鄰居家的孩子一耳光，原因是他和這個孩子打架時，孩子奶奶罵了他，他心里很窩火，媽媽回來了，有人撐腰了，他要反擊。

后來，浩然有了弟弟。爺爺、奶奶特別偏愛弟弟，經常因為弟弟罵浩然。小時候浩然很疼愛弟弟，家人開玩笑要把弟弟送走，他不讓。但由于家人的偏愛，浩然現在很討厭弟弟。他曾夢見爺爺斜眼看自己，他非常生氣，醒來后緊緊攥著拳頭。他跟媽媽說以后要組裝一支槍，打死爺爺。

“小孩形成這樣的性格，我是有最大責任的。”每次聽到浩然講這些話，楊小鳳心里都五味雜陳。她從南方打工回來，在隆昌市找了份工作，希望多陪伴、教導孩子，但沒能如愿。如果把孩子帶在身邊，她就要租一套房子，房租她負擔不起，一個月3000元左右的工資既要租房吃飯，又要照顧七八十歲的母親和兩個孩子。丈夫不怎么掙錢，她也見不到他的錢。

楊小鳳曾反映想把孩子轉到市里上學，隆昌市教育和體育局回復稱，她不能提供符合城區就讀的材料，暫不能申請。該局還提供了心理健康熱線。她沒有打電話咨詢，“我覺得什么輔導都沒有陪伴更重要，我的孩子就是缺少陪伴。”

偶爾有時間，楊小鳳把兩個孩子接到身邊過周末。睡前夜話是母子3人難得的溫馨時光。她躺在兩人中間，聽他們講身邊的事，告訴他們是非對錯，“大兒子聽話的時候還是挺正常的。”

女孩的求救

“不帶我看病就自殺”

回望初中生活，葉可欣只記得痛苦。她上的是私立中學，學校對學習抓得特別緊，單元考、周考、月考、期中考和期末考等考試不斷，有段時間甚至每天考試。她從小體弱多病，高強度的學習壓力讓她無法承受，隔三差五生病。時間長了，父母不再帶她去醫院，他們覺得小毛病，“忍一忍就好了。”

對父母的失望在葉可欣心中慢慢累積，學習壓力也步步緊逼。她平時住校，周末才能回家。老師總在周五檢查默寫或背誦，通不過不讓回家。完不成的學生面臨近100個鴨子步的體罰，語文課文抄寫30遍，英語課文抄寫一二百遍。一次她被留下，內心極度排斥，一刻也不想在學校多待。

葉可欣沒有跟老師說過身體不適。在她看來，老師只注重成績，生病不能成為不好好學習的理由。給媽媽打電話沒有回應，在學校被同學排擠，沒有可以說話的人，她的情緒越來越差。課堂上她很煩躁，面對老師提問，心中會升起一股無名怒火。

在當地，私立學校學生成績比公立學校好。見她無法繼續學習，初一下學期父母把她轉到公立學校。公立學校管得也很嚴，吃飯以班級為單位就坐，餐盤必須吃干凈，不吃完不能走。中途轉學她很難融入新班級，壓力也沒有減輕。

那段時間，有同齡人在游戲群分享抑郁自評量表，葉可欣湊熱鬧測了一下，結果顯示重度抑郁。在她的強烈要求下，父母帶她去醫院檢查，結果是中度偏重度抑郁癥。但父母沒有讓她吃藥治療，“他們不知道在哪兒聽說吃藥會變傻。”

后來，葉可欣病情嚴重到沒有活動的力氣，只想在床上躺著。她休學了兩年，沒有出過家門，沒有說過話，甚至忘了如何發聲。后來迫于溝通需要，她努力回憶發聲方法，“試了好幾下才成功。”

初三那年葉可欣如常參加中考，上了一所職業高中。抑郁狀態始終不斷折磨著她，直到她“無時無刻不想著自殺”，不斷跟父母說“不帶我看病就自殺”，他們才帶她去治療。吃藥，做心理咨詢，她的精神狀態開始好轉。現在的她通過成人高考上了一所大學。

今年6月，孫曉卿要參加中考了，她也曾有過重度抑郁癥和焦慮癥。從小父母不在身邊，姥姥、姥爺把她帶大。小學二年級時媽媽生了妹妹。媽媽認為自己的愛沒有區別，但孫曉卿覺得她偏愛妹妹。妹妹撕了她喜歡的手賬本，她氣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她表示要打妹妹，但媽媽不讓再提這件事。她不是真的要打妹妹，她覺得媽媽要把對錯講清楚。

父母忙于工作，孫曉卿睡覺時他們還沒回來，她上學走時他們還沒起床，幾乎沒有交流機會。父母缺失的陪伴、對妹妹的偏愛都深深傷害了她，長久的壓抑得不到發泄，她患上了抑郁癥。

孫曉卿每天都很難受，心里像壓著一塊石頭，莫名想哭。她向學校心理老師求助，老師建議父母帶她看醫生，做心理咨詢。她聽從咨詢師建議，跟父母說明自己生氣原因，改善和父母的關系。但她發現，即使父母知道自己為什么生氣，也不會做出改變，她和爸爸的關系更加僵化了。他們甚至覺得為她做了這么多，她怎么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雖然沒能夠改變父母，但她的精神狀態好了很多，“如果一個人不愿意改變，他是不會被改變的。父母的生活方式已經形成，很難改變。我自己要過得好一點兒，我開心了父母也會高興。”

心理咨詢師的觀察

“孩子生病有時是為了自救”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兒童青少年心理行為問題發生率和精神障礙患病率逐年上升，成為關系國家和民族未來的重要公共衛生問題。”2020年，國家衛健委在答復全國人大代表的建議時如是表示。

文濤做了12年心理咨詢工作，近幾年他接訪的未成年人數量明顯增加。他發現一個轉變，之前來訪較多的是夫妻，現在來訪的孩子變多了，“可能由于生存壓力等原因，大人選擇掩蓋矛盾，無意識地將自己的情緒轉移到孩子身上。孩子是家庭成員中最脆弱的，問題最易在他們身上形成。”

文濤在學校給小學生做團體心理輔導。受訪者供圖

“近幾年，學界普遍認為青少年是心理健康問題重災區。”何麗做了4年青少年拒學研究與服務，幾乎每天都在接觸不愿上學的孩子。2020年，她在一地7所中學做了700多份調查問卷，結果顯示，12.7%的學生有潛在拒學風險。她組建的一個社群有來自全國各地的300名家長，他們的孩子要么正請假或休學，要么曾經有過同樣經歷。

“青少年拒學現象不是少數家庭的精神心理問題，而是需要引起關注和重視的復雜社會問題。孩子學校出勤困難并非因貧困或身體疾病，而是由社會心理因素導致的，比如焦慮抑郁情緒、學業壓力等。”何麗表示，當下青少年的心理問題主要表現為抑郁、焦慮、拒學、手機依賴、親子溝通不良和自傷、自殺等。

“孩子生病有時是為了自救，因為生病才能休息。”何麗認為造成青少年心理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青春期本就是心理障礙易感期，還有個體、家庭、學校和社會層面的問題，基本上每個青少年的心理問題都可能與多種因素有關。

孩子出了問題都是家庭原因，這一說法在當下比較流行。何麗認可孩子的心理問題跟家庭有密切關系，但家庭問題又與社會快節奏的發展等因素密切相關，不應把所有問題都推給家庭和父母，應為父母賦能減壓。

她表示，社會快速發展帶給父母的一方面是生存壓力，他們工作中累積的負面情緒很容易帶到家里，傳遞給孩子；另一方面是社會快速變遷，60～80后家長與身為互聯網原住民的孩子溝通障礙比較大。很多父母通過讀書改變了命運，對孩子的期待更高，而孩子生活相對優越，面對的競爭更激烈，即使很努力也很難獲得像他們一樣的成就，容易失去目標和意義感。

李麗是名心理老師，面對自己孩子的老師也會感到壓力很大，“老師不是單純討論某件事，而是質疑我們沒有教育好孩子。”諸如此類的事情還有很多，比如學校規定8點前不能到校，但老師要求7:45上早讀；一些家長以家委會名義幫學校打掃衛生、幫老師上課，他們的孩子會得到老師的特別照顧。這些被動卷入的競爭讓她身心俱疲，有的家長會把負面情緒轉移到孩子身上，甚至打罵孩子。

“我也不免為孩子的未來焦慮，擔心他學業落后。但多年心理學經驗告訴我，還是首先保證他身體健康。”心理咨詢師陳晨說，如此一來就必須在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學業成績間找到平衡點，一是孩子從哪里來，家長對孩子的期待應與自身條件相適應；二是孩子是誰，家長應尊重孩子天性，幫助孩子找到特長；三是孩子要到哪里去，給孩子定目標要量力而行。

“心理咨詢只能解決部分問題，有時候孩子找到心理咨詢師或精神科醫生時，問題已經很嚴重。只有改變孩子所處的家庭、學校和社會等生態系統，才能真正解救他們。”何麗說。

（文中楊小鳳、浩然、葉可欣、孫曉卿、李麗和陳晨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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