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偶然的貨物轉運，卻意外引爆了暗藏許久的鋁錠現貨倉單重復融資風險。

第一財經從知情人士處獲悉，5月底，某商貿公司轉運存放在佛山市中金圣源倉儲管理有限公司（下稱“中金圣源”）倉庫的鋁錠現貨時，被其他貨主阻止，原始貨主重復制作倉單融資的行為得以暴露。

該現象并不只是中金圣源一家倉庫存在。華東也有多家倉儲公司存放的鋁錠現貨出現了類似情況，且涉及原始貨主、倉庫聯手作案的情形。

據第一財經多方了解，南儲上海分公司日前公告稱，經核查發現可能涉及團伙詐騙犯罪，目前已經被公安機關以合同詐騙罪立案。

在業內看來，此次事件大概率屬于貿易型融資。一般企業之間的貿易型融資是融資方將一批貨物以貿易形式賣給出資方獲得資金，并約定好若干時間之后加價買回來，買賣差價就是出資方賺取的資金利息。

類似的事件在現貨貿易行業并不鮮見。多方受訪人士分析稱，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鑒于融資方的行業地位和倉庫的信譽，出資方給予信任，但殊不知被信任的兩方合伙作案；另一方面，倉庫可能沒有規范執行流程或者疏于管理，讓相關關鍵崗位人員有利可圖。此外，“頂層體系”的缺失，導致在實際的交易和融資行為中，相關方必須自行摸索和妥協出兼顧安全性和交易成本的模式。

此次鋁錠現貨倉單重復融資事件的具體情況還待公安機關進一步偵查，所涉及的融資方、倉庫、出資方有哪些，涉及的貨物數量有多少、價值有多大，將會產生怎樣的連鎖反應，第一財經將持續關注。

連環爆雷

5月底，一則有關鋁錠倉單融資爆雷的消息，開始在大宗商品領域廣泛流傳。此事源于中金圣源華南某地的倉庫，發生了鋁錠貨物擠兌事件。

多名業內人士告訴第一財經，5月底，某商貿公司去中金圣源的一個現貨倉庫提貨時，發現原始貨主賣給該公司的貨物數量和庫存對不上，便對鋁錠現貨辦理提貨業務，卻發現這批貨物已被制作多份倉單出售，存在嚴重的權屬不清問題，從而引發貨主集體提貨擠兌，警方隨即介入。

根據業內人士介紹，此次爆雷的鋁錠倉單，實際為現貨市場提貨單或者是倉庫出具的保管憑證（業界俗稱為“倉單”），而非期貨交易所的標準倉單，并不是法律意義上的倉單，也不是外資倉庫簽發的可以自行背書轉讓的倉單。

此次事件得以暴露，雖然具有一定偶然性，卻并非突然發生。從傳言出現到風險正式暴露，中間曾有兩個月左右的時間窗口。

(資料圖)

“今年3月份的時候，市場上就已經有傳言了，后來這家商貿公司將放在中金圣源倉庫里的鋁錠，轉運到另外一個倉庫存放，提到一半的時候，被其他貨主阻止。”知情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貨主間溝通之后才發現，原始貨主出售的鋁錠倉單存在一貨多賣的情況，亦即原始貨主可能利用同一批現貨，制作了多份倉單出售。

被卷入風險中的貨主，并不只是上述商貿公司一家。根據第一財經調查，上述事件發生后，其他公司也發現自己持有的中金圣源倉庫貨物，存在被重復制作倉單的情況。

更為嚴重的是，此事已在鋁錠現貨領域引發連鎖反應，多家倉儲公司均卷入其中。根據記者了解，隨著執法機構的介入，華東地區多家有色現貨倉庫也發現了類似的情況，其中就包括南儲上海分公司。

記者從知情人士處獲得了一份南儲上海分公司6月8日發給倉儲業務客戶的公告。該公告稱：“近期我司在巡查過程中發現，部分客戶持有的楊浦倉庫提單及入庫驗收單與我司倉管系統登記數據不符，我司立即啟動存貨全面盤點和賬目核查工作。經核查發現可能涉及團伙詐騙犯罪，我司已在第一時間向公安機關報案，目前已被公安機關以合同詐騙罪立案，現在正在有序偵辦中。”

公告顯示，根據公安機關的要求，南儲上海分公司楊浦倉庫現暫停一切對外作業服務，待公安機關清查后方可正常辦理業務。

事涉貿易型融資？

根據第一財經了解，此次事件涉及鋁貿易鏈條中的原始貨主，可能是利用庫存鋁錠現貨重復制作倉單，賣給大型國企、民企、外企的貿易公司等買家，從而進行重復融資。而業內流傳的融資方和出資方名單，也多為實體企業以及期貨公司風險子公司，具體還待公安機關調查。

何為現貨倉單？根據業內人士介紹，這其實是一份在現在或將來的一段時間內，可以到指定倉庫內購入或銷出倉單所規定的標準貨物的憑證。現貨倉單交易是以一定保證金的形式對現貨倉單進行買賣。現貨倉單交易與期貨交易極為相似，既是一種商品交易手段，又是一種金融投資手段。但據業內人士稱，目前國內其實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現貨倉單交易。

“采用了現貨買賣的形式，但買賣的并不是現貨，而是現貨基礎上的倉單，現貨具有抵押品的性質。”上述知情人士告訴第一財經，由于不交割實物的特征，現貨倉單就有了很強的金融屬性，也讓重復制作倉單、一貨多賣成為可能。

上海有色網金屬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總經理董諶告訴第一財經，目前現貨倉單的融資模式，主要分為質押型融資和貿易型融資兩大類。

那么，此次鋁錠現貨倉單風險事件涉及的是哪種類型融資？

“目前了解的（鋁錠現貨倉單重復融資）基本都是貿易合同為主。”一位倉儲公司相關人士趙元（化名）稱。

南儲上海分公司在公告中也提到：“南儲上海分公司楊浦倉庫不屬于上海期貨交易所指定交割庫，倉庫內現有庫存鋁錠均不涉及質押融資業務。”不過，該公司未在公告中說明，涉事庫存鋁錠是否涉及融資。

董諶分析稱，區分質押型融資和貿易型融資，主要看幾個關鍵的操作點：首先，融資人和資金方之間簽訂的合同，究竟是質押融資合同還是貿易合同；其次，看完整業務流程中是否包含發票，如果開發票便是貿易型融資；再次，若融資人和資金方與倉庫簽的是三方質押監管協議，那么就是質押融資，若融資方是把名下貨物過戶給資金方，倉庫只是做一個保管權過戶手續，那么便是貿易型融資。

對此，業內分析認為，由于交易雙方簽署貿易合同，再加上實體企業、貿易公司以及期貨公司風險子公司可以開具發票，此次事件大概率屬于貿易型融資，而非質押型融資。

那么貿易型融資的操作手法一般是怎樣的？據董諶介紹，發生在兩家企業之間的貿易型融資，一般是融資方將一批貨物以貿易形式賣給出資方獲得資金，并約定好若干時間之后，融資方加價從出資方買回來，買賣差價就是出資方賺取的資金利息。出資方實際上是墊資方，并非真正買現貨。

“可以這么理解，但實際操作上應該是多種多樣的，因為價格存在變動，如何來計算價格便涉及多種方式。”趙元稱。

有鋁行業人士分析稱，鋁貿易鏈中的相關企業成為墊資方有一個優勢，就是如果最后融資方還不了錢，可以利用自身的銷售能力將這批貨物賣掉，但是如果出現一貨（單）多賣或者虛開倉單的情況，便會爆發風險。

“在正常現貨交易中，極少發生一貨（單）多賣現象，這是因為貨物很快會被最終轉賣至下游工廠，提貨出庫。如果發生提不到貨，或者多個下游提同一批貨的情況，則會馬上被揭穿。但是貿易型融資和質押型融資業務周期長，資金方如果只憑倉庫出具的單證進行放款，很可能被惡意利用。”董諶稱。

聯手作案

根據第一財經從多位行業人士處了解的情況來看，鋁錠現貨倉單之所以出現重復融資事件，是因為融資方聯合倉儲公司作案。

多位倉儲行業人士稱，一般融資方想利用倉單重復融資的話，會先買一批貨放到倉庫，這批貨短期內不會流動，然后伙同倉庫人員對這批貨物開具同樣的單據或者將相關的名目修改，這樣就可通過一貨多賣的方式進行重復質押，出資方只要不是同時去倉庫盤貨，一般難以發現，因為貨物確實在倉庫。

在此過程中，如果要重復制作倉單，倉庫方將是繞不開的一個關鍵環節。如果倉庫方不配合，一貨多賣、重復融資的行為很容易敗露。

問題也由此而來：國內大宗商品的現貨交易流程是怎樣的，倉庫又在其中起到怎樣的作用？

董諶介紹稱，從現貨交易流程來看，國內的金屬現貨倉庫并不采用外資倉庫的做法，簽發“交易商可以自行背書轉讓的現貨倉單”，而是將每一次的“過戶”指令分拆為“出庫（卡）+入庫（卡）”的提貨權轉讓操作，涉及賣方、買方、倉庫三方多次確認：交易商的每次買、賣，需要分別向倉庫和下家提交合計三份單據；倉庫則需要收齊上下家單據后才能完成過戶。

“一般倉庫負責人可以接觸到各個環節，比如說自己單獨拿系統里面的倉單做一個假的單，然后蓋個章，傳給融資方，再由融資方把單子拿給資金方，以表明融資方有貨，從而作假融資。我當時在（中金圣源）的時候好像沒有太多的監管，沒有第三方監管，除非資金方派人定期盤庫，但是也正因為貨物在，又有單子，所以相信融資方和倉庫。”中金圣源前員工宋達（化名）稱。

融資方、倉庫方、出資方，在目前已知的涉事三方中，除了各方之前的信任之外，倉庫出具的貨物單據是融資交易中的關鍵憑證。而目前來看，恰恰是這個環節出了問題，融資方聯手倉儲公司涉嫌重復制作倉單進行融資。

在中金圣源、南儲上海分公司事件中，作為獨立第三方的庫方或其工作人員，為何愿意配合融資方制作假倉單，具體原因尚待調查。

“如果說融資方拿重金去收買倉庫相關負責人，或者給倉庫帶來業務，那么可能有些關鍵崗位人員沒有經住誘惑。”宋達分析稱。

出資方為何會被融資方和倉庫欺騙，是此次鋁錠現貨倉單風險事件的另一大疑問。

多位業內人士分析認為，信任是一大原因，一方面，融資方在行業內發展多年，存在較高的知名度，所以出資方對融資方有所信任；另一方面，倉庫在行業中做的也是信譽，若有交割、保稅等資質且為國企，在行業的信用度也較高，所以出資方對倉庫提供的單據也會采信。

漏洞何在

事實上，倉單重復融資的情況并不鮮見，此前也有發生。

對于現貨倉單重復融資屢屢發生的原因，董諶分析稱，現行法律法規的不完善、倉庫管理工具和操作流程原始、對國企倉庫信用的無限放大和濫用可能是關鍵。“頂層體系”的缺失，也導致在實際的交易和融資行為中，相關方必須自行摸索和妥協出兼顧安全性和交易成本的模式。

這其中，提供貨物憑證的倉庫起著重要作用。那么，倉庫一般情況下是如何操作的？此次出現的風險，暴露出了倉庫管理的哪些漏洞和缺失？

董諶說，國內大部分金屬倉庫采用的過戶方式，依然是一個基于線下的操作流程，也就是客戶向倉庫提交的過戶指令，以及倉庫向客戶返回的執行回執，都以紙質件或掃描件形式，由人工手動操作。這里面存在一個巨大的風險，便是那幾個收證、開證的倉庫操作人員有較大的權利來向下家證明這個過戶已經完成，或者這批貨真的存在。

“對于倉庫來說，最基本的責任是一批貨對應一條記錄，對應一張單證，這個單證在同一時間只能進行一次過戶、有唯一貨主。但如果這些關鍵崗位人員出現道德風險，在倉庫管理系統中將一批貨物重復錄入多單，就變成了一貨多單。如果同時向多個買方出具過戶完成的單證，就變成一單多賣。”董諶同時稱。

在趙元看來，國內的倉庫并不是做不到嚴格執行流程，但是這也意味著效率會變慢，在當前倉儲行業門檻低、競爭壓力較大的情況下，倉庫的服務水平或者服務效率較低的話，自然而然會導致倉庫的效益下降。

上述知情人士也稱，由于現貨倉單交割的不是現貨，而且可能存在多家賣方、買方共同使用同一個倉庫的情況，因此庫存貨物的監管存在技術難點。更重要的是，場外現貨倉單沒有公開、可查詢的登記備案制度。“如果有統一標準的登記備案、查詢制度，賣方什么時候進貨、貨物量多少、貨物規格、有沒有賣，這些信息一目了然的話，制做假倉單的可能性就會大大降低。”

如何堵漏？

在當前，作為交易和融資業務中唯一的確權方和監管方，倉庫方也成為風險的承載者，如何補漏、避免倉單重復融資等風險頻頻爆發，成為市場關注的一大焦點。

“我們早就進入了電子化時代，但到目前為止，倉儲公司居然還在大規模使用人工確認的方式，并用紙質蓋章的原始方式流通貨物。其中人工操作不可避免伴隨著故意或無意的疏失，更增加了現貨交收過戶的風險。”董諶認為，為了避免相關風險，倉庫應該應用更智能化的系統，實現全流程電子化跟蹤。

董諶詳細介紹稱，倉庫可以使用更智能化的系統，將貨物入庫、稱重、過戶、提貨、質押監管等操作全部線上化，條形碼/二維碼、掃碼槍、智能磅秤、智能攝像頭、智能鉛封加鎖、后臺WMS以及前臺客戶端等軟硬件結合，實現貨、碼、單、指令、執行記錄一一對應，貨物從入庫到出庫全流程視頻可追溯、無斷點。

“所有操作之間的流轉銜接，尤其是出具倉單、確認過戶等關鍵節點，盡可能通過系統交叉驗證完成，減少可能被惡意利用的人工確認環節。這樣的智能化管理系統既能提高倉庫的安全性和公信力，也能大幅提高倉庫過戶的效率，降低運營成本。”董諶稱。

不過，趙元告訴第一財經，目前國內倉庫普遍沒有使用智能化電子系統的原因在于成本太高，而大宗商品的毛利潤還達不到支撐去做這個事情。若全程電子化的話，使用有源標簽意義更大，因為貨物一旦發生變動或者調整便會發出警報，但是成本肯定高很多；無源標簽的話則意義不大，因為貨物上的標簽可以隨意貼到別的地方，依舊可以作假。

在趙元看來，目前比較可行的堵漏方式，是采用輪崗制度、每筆業務追責制、客戶之間相互驗證機制、核查制度等來規避風險。其中客戶驗證方面，可以通過開放一個平臺或者端口，讓客戶能夠了解貨物情況。

董諶則認為，可以將有源標簽、無源標簽、攝像頭相結合，并不僅僅是在貨物上面貼上標簽，而是分不同的場景和不同級別或者不同層級，使用不同的方式進行電子化。如果是長期固定質押的貨物，有源標簽的作用較大，因為可以保證質押期內，貨物不會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被移動；對于在圈定場地內要經常移動的貨物，則可以使用無源標簽，輔助以視頻識別技術。另外，在貨物正常入庫、庫存管理、過戶等操作環節，基本上只需要全流程電子化系統（包括用戶前端和倉庫后端）加上視頻跟蹤就可以，以便系統交叉驗證，也便于倉庫定期內部檢查和事后可以追溯。

“與其降低利潤、處于惡性循環的價格戰中，有資質、有良好管理經驗的倉庫不如加上一套較好的智能化系統，可能前期提高了成本，但是提高管理水平后也有助于提高業務效率和客戶體驗，進而在倉庫競爭中體現優勢，提高收入，最終有助于整個行業優化。”董諶稱。

另外，在他看來，倉庫應該積極與第三方合作，以實現交叉監管，現貨交易中心是最佳選擇。因為現貨交易中心天然集合交易、合同、貨款、交收等數據，不僅可以做到交易、資金收付、貨物交收一一對應，更可以通過與倉庫系統直連，實現貨物歸屬與交收狀態的實時同步，成為交易雙方和融資中的資金方在倉庫之外的一個信息查詢確認渠道；通過交叉監管，大幅提高造假違規的成本，杜絕“一貨多單、一單多賣、一單多押”行為。

標簽： 現貨倉單 中金圣源 貿易融資 重復融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