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豆擴種增產，有助于提振大豆自給率。農民也通過實際行動，力挺國家大豆振興計劃。在‘利國’的同時，一定要做到‘利民’。要務必防止出現‘誰支持國家政策，誰吃虧’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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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黑龍江省糧食行業協會秘書長、黑龍江省農投集團首席戰略官張利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

始于2019年的第二輪大豆振興計劃，至今已有四年。2022年，國產大豆產量首次邁上2000萬噸臺階，創下歷史新高，種大豆農民的口袋卻并沒有鼓起來，反倒因為大豆價格持續走低而面臨“少掙錢”，或“種大豆不如種玉米掙錢”的尷尬。

在此背景下，2023年1月，農業農村部就大豆、油料提出了“再擴種1000萬畝以上”的新目標。2月6日，農業農村部召開全國春季田管暨春耕備耕工作視頻會議指出，“全力穩住大豆面積”。會議強調，“要攻堅克難擴種大豆油料”。其中，包括“加大大豆種植支持力度，著力縮小大豆玉米種植收益差，千方百計穩住凈作大豆”。

張利晨稱，在重視“種”的同時，更要重視“賣”。否則，很容易損害農民利益。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工企業猶如血液中的紅細胞，是保障大豆產業鏈整個有機體健康運行的關鍵。政府應鼓勵加工企業多發揮作用。

他還提到，本輪大豆振興，包括2023年的擴種，仍以非轉基因的食用大豆為主。“中國是世界大豆原產國，要珍惜國產大豆特色優勢，持續拓展食用大豆領域的消費潛力，與進口飼用大豆進行差異化‘豆’爭。”他說。

國產大豆真正缺的是國際競爭力

據農業農村部市場預警專家委員會估計，近年來，中國大豆年消費量約1.1億噸。其中，85%以上用于壓榨消費，主要滿足飼用和油用需要，以進口大豆為主；不到15%用于豆制品、蛋白粉等食用消費，約1400萬噸，基本以國產大豆為主。

本輪大豆振興這4年來，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每年的國產大豆都能充分滿足城鄉居民食用消費需要。即便是產量最低的2021年，亦有240萬噸剩余。換句話說，在食用方面，國產大豆能夠保證自給；在飼用方面，中國嚴重依賴進口。

因此，官方所謂“推動提升大豆自給率”，更確切地說，應該是“推動提升飼用大豆自給率”。

事實上，盡管官方提出過2025年的階段性目標，甚至在未來可能會提出更高目標，大豆自給率卻并沒有明確目標。業內人士基本都認為，國內不太可能實現大豆基本自給，將來仍有相當大的一部分要依賴進口。

對于大豆自給率去年一下子提升3個百分點，張利晨稱，業內大可不必過度興奮，大豆單產低、國土資源有限的客觀現實，決定著大豆自給率必然會面臨天花板。

具體來說，一是雖然國內市場對大豆需求激增，但大豆單產提升極為緩慢，又由于大豆單產僅相當于玉米和小麥的三分之一、稻谷的四分之一，以及比較收益不及玉米等競爭性作物，農民更愿意拿好的耕地去種植效益更高的作物；二是國內耕地資源的有限性，決定了作為非主糧的大豆，勢必無法獲取足夠的耕地資源。

以2022年為例，中國大豆總消費（國產+進口）為11136.6萬噸，單產為132公斤/畝。若需求全部由國內生產來滿足，需要耕地8.44億畝。扣去已種植的1.54億畝，仍需6.9億畝。

最近一次全國國土調查數據顯示，中國耕地總面積約19.18億畝。再拿出將近7億畝來種植只能一年一熟的大豆，這顯然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挑戰。

由于進口大豆在壓榨領域的絕對優勢地位，國產大豆在壓榨領域與進口大豆競爭已經全面處于劣勢，更直接地說，我國大豆真正缺的，與其說是數量，倒不如說是國際競爭力。

其實，國產大豆成本高、缺乏競爭力的背后，不可否認，肯定與種子有關，但這并不絕對。業內人士也認為，國內大豆行業不宜妄自菲薄，而是要敢于正視真正的問題。

從單產來看，雖然國內大豆平均單產只有130公斤/畝左右，遠低于美國、巴西等國家，但2022年大豆“個十百千萬”高產創建工程創造了多項高產典型。

比如，寒地旱作條件下，東北地區大豆單產新紀錄為341.6公斤/畝；比如，黃淮海地區大豆高產新紀錄為368.26公斤/畝；再比如，高溫干旱條件下，南方地區大豆單產新紀錄為336.05公斤/畝。

中國大豆產業協會在2022年11月召開的行業大會上稱，2022年黑龍江墾區部分地區大豆平均畝產超過450斤，而美國大豆平均畝產量為350~370斤。

所謂的真正問題，包括土地成本高、東北大豆種植區域積溫低等。在地租方面，大豆種植者在中國需承擔連年上漲的地租，而國外農場主基本不存在地租問題，這直接導致大豆生產成本高于國外。在積溫方面，中國東北地區大豆主產區與美國大豆種植帶相比，積溫條件接近，大豆產量相差不大。然而，由于玉米單產高，經濟效益好，東北地區的農民更傾向于種玉米，大豆只能種在積溫較低的地區。黑龍江有六個積溫帶，低積溫帶的光熱條件先天不足，大豆產量不高，會直接拉低單產水平。

讓自給率提振具有可持續性

國內2022年的大豆產量超出預期，然而受下游消費偏弱影響，新季大豆收購價高開低走，造成“大豆豐產，豆農卻不豐收”。

針對當前的大豆振興，張利晨認為，實現大豆擴種目標，若完全靠市場的話，難度很大。既然是“政策調結構”，就應該匹配“政策賣糧食”。從理論上來講，國家提出擴種任務，農戶積極響應政策。待大豆銷售之際，政府就應該提前考慮如何調動加工企業收購國產大豆的積極性，或研究保護豆農的兜底政策，確保農戶種大豆的收益，這是權責統一的表現。否則，就容易出現“誰聽話，誰吃虧”的現象，這不利于持續提振大豆自給率。

那么，是否又要啟動實施大豆收儲政策呢？

事實上，中國已經用5年時間驗證過不太可能再回到“大豆收儲時代”。2008年至2013年，國內啟動過大豆收儲政策。當時的想法是“保護國產大豆，保護豆農的利益”，結果出現了“國產大豆進糧庫、進口大豆進市場”的被動局面。這是因為，大豆收儲導致國內外大豆價格進一步倒掛，企業采購國產大豆的積極性進一步下降，國產大豆市場空間進一步壓縮。

2014年以來，中國取消東北地區大豆臨時收儲政策，大豆“市場定價、價補分離”機制逐步完善，大豆價格主要由市場形成，農民種植大豆的基本收益通過補貼、保險來保障。

值得關注的是，企業熱衷于進口大豆不僅因國內總量缺口有關，也與進口企業資金成本低有關。

張利晨解釋稱，沿海大豆加工企業使用信用證進口大豆，在信用證有效期內，企業不必支付貨款即可采購大豆進行加工，銷售產品回收的資金還可以繼續投入生產運營，直到信用證到期時支付貨款即可，這無疑減輕了企業的資金占用問題，還可利用信用證時間差，賺取資金周轉收益。

對比來看，主產區大豆加工企業，在新豆上市之際，必須依靠銀行貸款收購可供全年加工的大豆，導致大量資金沉淀，不僅降低了資金周轉效率，還要支付貸款利息，導致資金成本居高不下。

為此，他建議，創新金融制度安排，借鑒進口信用證方式，讓產區加工企業降低采購國產大豆的資金成本。

針對今后大豆供需形勢新變化，張利晨認為，要想讓大豆自給率提振具有可持續性，就要有全產業鏈思維，出臺組合拳政策，既管“種”，更管“收”。一是出臺政策調整大豆和玉米的種植效益比，鞏固農民種植大豆積極性；二是通過政府儲備吞吐調節，引導價格運行在合理區間；三是更多從市場機制上想辦法，從產業鏈發展上動腦筋。加工企業是大豆產業鏈的關鍵環節，通過補貼等手段，讓其積極使用國產大豆。“既然種大豆的最終目的不是為了進糧庫，而是為了讓加工企業轉化成產品，讓老百姓消費，那么補貼消費端的意義就遠遠大于補貼生產端。”他說。

與此同時，張利晨還建議，政府要統籌兩個“兩個市場”，一是國內與國外兩個市場，二是食用大豆與飼用大豆兩個市場。

關于前者，一是通過政策支持，抹平國內國際市場大豆價格剪刀差，降低生產成本，縮小國內外差距，提高國產大豆的性價比，從根本上提升國際競爭力；二是圍繞“良種、良田、良機、良技、良法”發力，開展大豆種子攻關，進一步加大高標準農田建設力度，推廣良機、良技、良法等，提高大豆單產和綜合效益。比如，應用大豆根瘤菌劑技術，畝可增產8%以上；再比如，在黑龍江全省推廣北大荒集團先進耕作方法，即便是墾區外的大豆畝產也能達到400斤，其增產量也是相當可觀的。

三是在鞏固現有大豆進口來源的同時，戰略性推進農業國際合作，推動世界更多國家地區種大豆，推進大豆進口市場多元化，培育壯大中國自己的國際糧商；四是引導更為合理的肉類消費結構，鼓勵消費禽肉、牛羊肉，適當下調豬肉消費占比。同時，在畜禽飼料中，全面推進豆粕減量替代行動，促進養殖業節糧降耗，從根本上降低大豆總需求；五是爭奪大豆定價話語權。大連商品交易所要逐步走向國際，爭取在美國、巴西、阿根廷等大豆主產國港口設置期貨交割庫，擺脫國外糧商對糧源的控制，努力影響全球大豆交易市場，爭取掌握全球大豆定價權等。

至于食用大豆與飼用大豆兩個市場，面對有相當一部分進口大豆直接進入餐飲市場，擠占國產大豆市場份額的狀況，要鼓勵那些希望走高端路線滿足相關人群需求的加工企業，發揮國產大豆優勢，積極拓展消費新空間。

比如，2022年8月，中國供銷糧油黑龍江公司擬在黑龍江綏化市綏棱縣投資建設非轉基因大豆飼料原料加工及配套倉儲項目，就是將利用主產區優質大豆糧源優勢，加工非轉基因熱榨豆餅等產品，作為國內外高端飼料及寵物飼料的蛋白原料，項目建成后可年加工40多萬噸非轉基因大豆，成為黑龍江省排名第一的非轉基因大豆飼料原料企業。

標簽： 大豆振興 非轉基因大豆 飼用大豆 進口信用證 大豆收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