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談及日本近代史，伊藤博文是一個無法繞開的人物。作為日本第一任首相（后來又三度組閣）和“明治憲法之父”，他直接推動了君主立憲制成立，奠定了日本近代政治體制的基石。不夸張地說，他是日本轉向富強的大功臣，但對鄰國來說又是災難：正是在他任內發(fā)動了甲午戰(zhàn)爭，強迫中國割讓臺灣，隨后又成為統(tǒng)治朝鮮半島的首任韓國總監(jiān)，最終也因此被韓國義士安重根刺殺于哈爾濱。難以置信的是，也正因他在鍛造國家富強上的高超手腕，清廷在甲午戰(zhàn)敗后還一度考慮延聘他來中國主持朝政，挽回敗局。

然而，對這樣重要的人物，不僅我們缺乏深入的了解、研究，甚至在日本也頗受冷落。前些年去山口縣萩市，我在城外的一個角落里找到伊藤博文故居，游人寥寥，門可羅雀。雖然戰(zhàn)后他的頭像一度還上過1000日元紙幣，但近些年來日本無論是學界還是言論界，對他都評價甚低，著名歷史作家司馬遼太郎稱他只是個“沒有哲學的政略家、沒有思想的現(xiàn)實主義者”，而“政治上的完全的現(xiàn)實主義者不過是二流以下的政治家”——換句話說，這人依違兩可、極其務實，這有助于他達成目的，但卻因此缺乏人格魅力。

這倒也不算太錯怪了他，從他的一生來看，可以說是隨著形勢不斷變換立場的變色龍：他早年曾是狂熱的攘夷者，一度試圖潛入英國公使館附近刺殺洋人，后來卻又以“喜好洋風”著稱，甚至帶領大臣舉行化裝舞會，親自裝扮成威尼斯商人；西南戰(zhàn)爭之后，伊藤博文一度追隨獲勝的大久保利通，但在其死后又改變立場，贊成井上毅提倡的超然內閣主義，獲得了憲法制定者之名；等議會建立后，他居然又聯(lián)合了本應是死對頭的民權派自由黨，以此為基礎創(chuàng)立立憲政友會。在漫長的政治生涯中，他游走于藩閥政府、政黨、樞密院、宮中等政界各處，與昔日政敵大隈重信、陸奧宗光、星亨等人結盟，轉變速度之快之頻繁令許多人為之瞠目。

這不僅讓當時的盟友和對手困惑、憤恨，也為后世如何評價他制造了困難。司馬遼太郎說他“總是在理想與現(xiàn)實之間進行著調和”，譏諷他“到底是‘大政治家’，表現(xiàn)得十分靈活”，而研究近代史的領軍人物坂野潤治就坦白地說：“我是無論如何都理解不了伊藤博文的，因為他總是在兩個清晰的對立面之間活動。即便是用整個明治歷史，也難以勾勒出伊藤博文的形象。”

在日本學者瀧井一博看來，伊藤博文并非沒有前后一貫的政治思想，他一生都致力于鍛造一個立憲國家，推動國民政治，融入近代化的“文明”潮流。只不過伊藤清楚地知道，要達成這一點，僅靠思想和理念還不夠，而需重視“實學”，力圖以此為媒介將官民統(tǒng)合起來，使民間的力量可以對接、灌注到國家政策層面，最終實現(xiàn)國族的富強。換言之，對伊藤博文來說，立憲國家這種文明的“國家形式”其實只是一個手段，是盛放國民政治的容器，而真正的目的是使日本在整體上獲得提升，與列強競爭。

近代意大利實現(xiàn)統(tǒng)一時，時任撒丁王國首相的阿則利奧有一句著名的格言：“我們已經創(chuàng)造了意大利，現(xiàn)在我們必須創(chuàng)造意大利人。”把這里的“意大利”替換成“日本”，恐怕也完全適用于伊藤博文的想法，也就是說，一個原本內部聯(lián)結松散的國家要完成現(xiàn)代化，政治上的統(tǒng)一還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創(chuàng)造出合格的國民。

由此我們也能理解伊藤博文身上一些看似矛盾的想法與做法。他的確曾“攘夷”，但當他從英國留學歸來，上司威仁親王問他日本有什么東西需要改變時，他卻斷然回答：“所有一切。”這與其說是他態(tài)度翻轉為“崇洋媚外”，倒不如說是他清醒地意識到，要想應對列強挑戰(zhàn)、構建近代化國家，日本缺乏“可作為精神內部的‘機軸’而起作用的傳統(tǒng)”（丸山真男語），必須引入西方的全新機制。也就是說，“為了保存日本，必須改造日本”，這其實和“中體西用”的構想類似，引入的西方技術、理念，最終都是作為保存本國的手段，只不過伊藤博文的步子邁得更大、決斷力更強。

與此同時，這種“新瓶裝舊酒”的設想背后，其實又隱藏著傳統(tǒng)的政治理念。伊藤博文在1868年明治維新之初就強調每個人都肩負著國家的責任，“人心一致”才是興國的原動力，所有人都應擺脫原先的幕藩單位的意識，“去私而歸公”。他之所以推動落實明治憲法，就是為了利用這作為框架，將從天皇到平民的政治活動都予以制度化，從而動員、激發(fā)出全國上下的活力。

既然連國家的基本法也不過是行政的工具，那就毫不奇怪他將當時懷抱各種理念的知識分子鄙視為“蠢貨書生”了，把抽象理念當真才是誤國——包括當時一些人鼓吹的“愛國心”，他也不屑一顧，因為真正的愛國心“并非那種聳起肩膀怒目而視之物”，而是帶來國家富強的實用性意義。他嚴厲拒斥舊傳統(tǒng)，也是因為“昔之學問十之八九為虛學”，這種注重“實學”的傾向隱含著一種深厚的功利主義，即任何理念都得證明自身是“有用”的，否則不僅對國家無益，甚至有害。

雖然瀧井一博將伊藤博文的政治哲學看作是其“獨特的世界觀”，但耐人尋味的是，那其實與中國傳統(tǒng)上那種務實的權術十分近似：這個世上的存在是變動無常的，沒有一定的規(guī)則，因而必須“執(zhí)一而守中”，不斷應變，隨時謀求最好的結果。換句話說，只要謀求富強的大方向不變，手段可以極其靈活，改變立場也是家常便飯，不足為怪。

在日本政治近代轉型的過渡年代，正需要這樣的人物。整個國家的各方面都半新不舊，更談不上有現(xiàn)代國民意識，看上去本應代表不同群體利益并追求各自政治理念的政黨團體，往往不可避免地夾雜著個人和小團體私利。實際上，直到今天，日本的自民黨政權內部仍是雜湊混合各派系，被戲謔地稱為“囊括所有票務的綜合百貨店”，議員們只是在這塊招牌底下，租借地盤營業(yè)的招租者，不分好壞，來者不拒。既然如此，那100年前伊藤博文試圖聯(lián)合對手，組建一個無所不包的政黨，也就不奇怪了——對他來說，那與其說是為了謀求某個抽象的偉大理念的實現(xiàn)，倒不如說是一個能充分代表所有國民利益的執(zhí)政工具。

從某種意義上說，連他本人也是在自覺充當實現(xiàn)國家意志的工具，為了追逐富強，他可以不在意個人名聲，做一切在他看來有必要做的事。雖然在日本，可能不像中國的史觀這樣注重人物評價，但作為后人，當我們回顧其所作所為時，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這種現(xiàn)實主義政治的取向，既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也埋下了后來日本走向失敗的根源。因為在他的愿景中，缺乏原則理念來制衡國家權力，其結果，當明治國家借甲午戰(zhàn)爭之機驟然崛起之后，即便是像他這樣老到的政治家，也逐漸無法掌控，最終只能任憑它在失控中走向自我毀滅。

《伊藤博文》

[日]瀧井一博 著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21 年 3 月版

標簽： 變色龍 伊藤 博文 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