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其實獨立之初美國只是一個農業大國，尖端工程技術全靠從英國進口。但到1940年代，美國就已成為世界上最具創新力的國家之一，科技創新不僅幫助美國取得了二戰的勝利，還為戰后經濟起飛奠定了基礎。如今的美國更是全球公認科技創新實力最強的國家。

美國的科技創新為什么能在200年里從零發展到最強？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喬納森·格魯伯和西蒙·約翰遜撰寫的《美國創新簡史：科技如何助推經濟增長》，可以向我們提供一些答案選項，其中特別重要的是公費資助科學創新、大范圍支持基礎研究，而戰時研發負責人范內瓦·布什的作用顯得尤為重要。

總統15分鐘后就做決定

“美國一開始并非一個技術先進的國家。”獨立時，美國主要依賴農業，接下去的半個世紀，工程能力也遠遠落后于英國。一個可以佐證的例子是，19世紀初期美國人在修運河這樣的“尖端工程”中，設計全部依賴從英國進口，但自己在建造和運作上做得卻不好，運河漏水比較嚴重，有些不得不重建。

此后，美國開始發展技術，在鐵路修建和機車制造上取得了一定的進步。但格魯伯和約翰遜指出，美國技術早期發展的經驗，是由少數人主導的，他們大多自學成才，幾乎沒有正式的科學背景，比如電報發明者塞繆爾·莫爾斯是畫家，縫紉機發明者艾薩克·辛格是演員。

愛迪生發明電燈泡后，帶動了電力大發展，美國興起以公司為首的發明創造浪潮。與個人單打獨斗相比，為了獲取更多商業利潤，公司參與創新的力量顯然更加強大，不少公司還雇用科學家并建立實驗室，到一戰結束時，幾乎所有大型工業公司都擁有了自己的研究實驗室，私營企業成為美國創新的陣地。但兩位作者也指出，私營企業主投資的創新弊端很明顯，即更多注重眼前利益，為了發現而發現。

“直到1940年以前，美國政府在科學發展和技術應用方面都很少發揮作用。”羅斯福總統嘗試過扶持失業和未充分就業的科學家，但不了了之。科學家對與政府合作也有擔憂，認為政府的支持一定會“附帶潛在的限制和控制”。

1940年，隨著德國在閃電戰上取得巨大優勢，節節敗退的英國認為雷達研發是對抗德國的有力武器，就給美國提供了很多軍事技術秘密資料，希望其能幫助英國開發雷達。當時美國也有人在做這方面研究，不過都是民間力量，而且水平不高，比如自學物理的律師阿爾弗雷德·米盧斯。于是，米盧斯找到朋友范內瓦·布什，他當過麻省理工學院的副院長，還創辦過兩家成功的技術公司。就這樣，在美國創新史上發揮重要作用的角色開始登場。

格魯伯和約翰遜評價說，布什是美國私營企業精神的代表，既熱愛學術，又擅長盈利，關鍵是還善于和政府以及科學家打交道。1940年6月，布什第一次在白宮與羅斯福見面時，就提出希望創立一個專注于武器研發的國防研究委員會，但提了一個條件，里面不要官僚、工業公司或者私營領域內頂尖研究實驗室的人，只要他在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等的同事。游說只進行了15分鐘，羅斯福就接受了布什的意見，決定成立國防研究委員會。

創新收益由科學家獲得

隨后，范內瓦·布什代表聯邦政府與大學直接簽約，政府支付研究活動的全部費用，國防委員會擁有在其支持下開發的全部發明專利權。1940年10月中旬，新的研究委員會正式啟動，巔峰時期布什領導了3萬人，其中多達6000人是科學家。通過大規模的協同努力，他們取得了一系列驚世成果，不僅制造出雷達系統扭轉戰局，還有可輸注血漿、防止蟲媒病的滴滴涕和抗瘧疾藥、用于引爆彈藥的近炸引信，以及終結世界大戰的原子彈等對人類歷史都產生重要影響的科技產品。

這些研發讓美國政府看到科學家參與研發新技術的重要性。1944年末，布什根據羅斯福的要求，著手籌備一份報告，這就是羅斯福去世后才完成的《科學：無盡的前沿》，被視為“美國科學政策的開山之作”，建立了美國科研體系的框架。

《科學：無盡的前沿》倡導政府推動和支持科學研究，尤其是基礎科學研究，呼吁成立一個能得到充分撥款的新型獨立國家機構，以督促推進包括生物學、醫學、物理學等基礎理論和實驗應用在內的所有研究。這一機構為科學研究提供了穩定的資金和充分的自由。1964年，處于“美蘇爭霸”高潮的美國政府在研發方面的支出更是達到峰值，約占GDP的2%。

此后，美國還在《科學：無盡的前言》基礎上出臺了《貝赫-多爾法案》，明確規定，政府支持的研究將來所產生的經濟收益，由發明人和承擔科研任務的機構獲得。這個法案更是極大激發了科學家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熱情，斯坦福大學大批學者由此成為科技富豪。

“美國在科研上秉持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就是那些能夠盈利的，或者在短期內能夠盈利的科技研發，交給企業，交給市場，國家不需要扶持。對于那些有意義，但暫時看不到市場前景的事情，則是要由國家來扶持。”吳軍在中文版的推薦序言里說。

政府和科學合作度的問題

《經濟學人·商論》執行總編輯吳晨告訴第一財經，縱觀美國創新發展歷史，布什這個人非常重要，所起的作用也很值得關注。“他在美國國防部和科學家之間做‘橋梁’，因為軍人強調的是紀律嚴明、絕對執行力和服從力，而科學家之間關系是松散的，沒有絕對強的權威，看重彼此之間思想的碰撞。他們是兩群完全不同的人。用軍隊的方式管科學家，一定是不能出好成績的；用科學家的方式管軍隊，也一定打不了仗，所以就需要他這樣的‘中間人’。”

吳晨認為，同樣，政府投資和科學家創新也是完全不同的領域，也應該有一位既懂技術又懂資金的中間人，去做類似獵頭加投資人的事。“這種‘中間人’需要有敏銳而科學的判斷力，能很快對科學家的提案做出判斷，從而決定是否分配資助資金。同時還要有勇氣去承擔投資責任，因為創新投資和商業下注其實很像，沒有誰能打包票說投了錢就一定有產出，所以需要魄力。”

吳晨說，其實除了布什，從某種意義上說，喬布斯也是一位出色的“中間人”，去世之前就把蘋果公司的架構設計得很清楚，一邊是CEO庫克這樣的數字化管理供應鏈的專家，特別精于成本計算，把執行力、降本增效放在第一位；一邊是讓喬納森·伊夫爵士作蘋果首席設計官，給他充分的授權去做各種想法和創新，把設計做到極致。“如果一個組織里面有這樣的‘中間人’，就相當于能‘魚’和‘熊掌’兼得。”

不過，正如《美國創新簡史》一書所建議的，隨著美國社會貧富差距增大，政府應該“直接地與美國納稅人分享創新的紅利”，吳晨也說，現在美國也有人質疑《貝赫-多爾法案》倡導的分配機制走到今天開始出現不公平。“當大家都不知道該怎么分配、激勵的時候，《貝赫-多爾法案》的出臺帶來很大的激勵性。但是分配到一定程度后，又產生新的聲音，認為私營公司跟投資者掙錢了，國家并沒有從科技創新過程當中拿到應有的收益。”

吳晨說，尤其是最近幾年，美國生物、化學領域里有很多新的創新公司上市后賺了很多錢，比如2020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珍妮弗·安妮·杜德娜就已經有兩家上市公司。于是有人提出，美國政府應該擴大對科學創新收益的支配權，用于資助更多的科研項目，或者用到民生支出上。“這就涉及政府和科學合作時一個度的問題。如果沒有法案的激勵，科學家可能不會去做應用性的開發研究，他們只做科研、發論文同樣能功成名就，因為真正從做科研轉去做生意還是非常難的，科學家創業的成功率也不是那么高。但當國家投資的創新帶來的收益達到一定財富，又涉及如何更加公平地分配利益。”

《美國創新簡史：科技如何助推經濟增長》

［美］喬納森·格魯伯、西蒙·約翰遜 著

中信出版集團 2021年4月版

標簽： 中間人 美國 科技 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