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際貿易發展歷程看，新業態、新模式是推動國際貿易變革的重要先導力量。

10月15日下午，珠江國際貿易論壇分論壇“新發展格局下的外貿新業態新模式高峰論壇”在廣州舉行。商務部副部長任鴻斌表示，外貿新業態新模式“5+1”格局已經初步形成，新的外貿業態和模式仍在不斷地產生和演進。

今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快發展外貿新業態新模式的意見》，強調深化外貿領域“放管服”改革，推動外貿領域制度創新、管理創新、服務創新、業態創新、模式創新，拓展外貿發展空間。同時，《意見》圍繞跨境電商、市場采購、外貿綜合服務企業、保稅維修、離岸貿易、海外倉等6種新業態新模式提出支持舉措。

任鴻斌透露，將從幾個方面加快發展外貿新業態新模式，包括組織各類新業態試點，開展系列專項行動，積極先行先試；加強外貿新業態行業組織建設，出臺行業服務規范和自律公約，維護良好外貿秩序，加強專業人才培養；深化國際交流合作，積極參與新業態的國際規則和標準制定。

“新發展格局下的外貿新業態新模式高峰論壇”在廣州舉行。何樂舒/攝

外貿新業態發展迅猛

任鴻斌介紹，跨境電商規模5年增長近10倍，2020年我國跨境電商規模達到1.69萬億元；市場采購貿易方式出口規模六年增長近五倍；海外倉數量現已超過2000個，面積超1600萬平米；建成保稅維修項目累計已達130個。

10月13日，海關總署發布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個季度中國進出口總值4.37萬億美元，同比增長32.8%。其中，出口2.4萬億美元，同比增長33%；進口1.97萬億美元，同比增長32.6%。其中，前三季度，跨境電商進出口增長20.1%，市場采購出口增長37.7%。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鳴在論壇上表示，中國外貿在疫情之下超預期增長，除了得益于較早控制住疫情，供給能力率先恢復外，外貿新業態、新模式的迅猛發展，無疑是重要的推動力量，特別是跨境電商、海外倉和市場采購貿易等新業態。

王一鳴認為，外貿新業態新模式體現了新科技革命下國際貿易發展的新趨勢，已經成為我國外貿發展的新生力量。其中，跨境電商平臺幫助企業實現海外消費者與國內供應鏈的深度對接，使得國內商品更好匹配全球消費需求；海外倉模式則一般是傳統一般貿易與跨境電商的結合，提升終端配送服務效率，增強了我國外貿出口的既定優勢；而市場采購開辟了出口的新渠道，吸納大量中小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廣泛參與。

任鴻斌表示，面對新的國際經貿格局，跨境電商等新業態充分發揮信息化水平高、聯動速度快、資源配置能力強的優勢，使一大批不會做、做不起、不能做的小微主體成為新型的貿易經營者，擴大了外貿主體范圍和商品的廣度，為外貿創新發展和高水平對外開放打開了新的空間，有效提升了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

“從短期看，由于大宗商品價格上漲、要素成本上漲，以及集裝箱與貨運船倉短缺導致的物流成本上升等因素，我國外貿出口已經顯現出減速態勢，加快外貿新業態新模式的培育，有利于應對當前面臨的各種挑戰。”王一鳴說。

王一鳴建議，應積極探索實施促進外貿新業態新模式發展的稅收征管和服務措施，引導社會資本、金融機構、征信機構齊來為外貿新業態新模式提供便利服務。微觀層面上，一方面，引導大型企業借助規模優勢，利用數字智能技術完善跨境電商業務發展，積極投身海外倉建設；另一方面，鼓勵中小企業參與市場采購等新業態新模式，參與多品種、多批次、小批量的專業市場，促進內外貿一體化發展。

專家建議：需加快制定標準

外貿新業態新模式基本形態正在形成和發展中，在快速發展進程中也面臨新問題和新挑戰。

王一鳴表示，首先是外貿新模式的范圍和邊界問題。在很多情況下，數字貿易與跨境電商存在不少相同之處，如何建立跨境電商數字貿易的規定，如何利用跨境電商和數字貿易形成互為補充、相互促進的發展格局，都需要進一步梳理和提出解決方案。此外，跨境電商這一新模式還處于起步階段，尚未進入規范化發展的軌道，尚未形成完善的監管模式和規則，需要在實踐中繼續探索創新。

中國國民經濟核算研究會副理事長許憲春認為，物流成本正在制約跨境電商的發展，目前海外倉業務下的國際物流成本高、時效低，對于不少國內的中小企業來說，由于資本不夠雄厚、對成本敏感等原因，發展海外倉業務仍存在一定制約。另一方面，目前對跨境電商的監管存在不足，消費者個人數據被泄露、濫用等狀況仍未根治，且電商數據量大且較難分類，容易遭受黑客攻擊。

許憲春建議，針對跨境電商高質量發展，應出臺跨境電商行業安全標準，加強國際交流，共同構建數據安全合作機制。應該充分發揮中國互聯網協會的作用，探索跨境數據流動行業標準，營造良好網絡環境以保護個人數據安全，同時，積極與主要貿易國家交流跨境數據安全監管方案，積極參與相關國際規則的探討與制定。

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也提到，中國應該在外貿新業態的發展中積極參與全球治理規則的制定，特別是在數字貨幣、數字貿易等方面。過去的全球貿易規則沒有覆蓋外貿新業態新模式，而中國在這些方面已經有一些先行的經驗，有能力作出“中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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