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國家反壟斷局掛牌成立，升格為副部級的國家局。這是我國反壟斷領域的一大里程碑，標志著反壟斷行政執法資源將更加集成高效。

今年以來，互聯網成為反壟斷的主戰場。因強制要求商家對電商平臺“二選一”，阿里和美團被罰。按理說，醫藥、醫療行業的市場集中度低于互聯網行業，原料藥、化學藥的“低小散”問題尚未根治，某地大型醫療機構受醫療質量安全監管限制也未能輻射全國。實際上，我國尚未形成足以壟斷全國醫藥產品、醫生患者的寡頭市場。

然而，自2009年啟動新醫改以來，醫藥行業始終是我國反壟斷執法的重點領域。部分醫藥企業在控制上游原料藥后，以不公平高價銷售，或在未達成價格共識后拒絕供貨，或附加其他不合理交易條件，原料藥短缺導致下游藥價高漲。2021年，國家市場監管總局開出的第一個大罰單，即是對先聲藥業濫用原料藥的市場支配地位重罰1.007億元。揚子江藥業更是由于與藥品批發商、零售藥店等下游企業串謀控制藥品轉售價格、線上藥品銷售價格，被重罰7.64億 元。

醫療、醫藥都事關民生，壟斷不僅給有關競爭主體帶來經濟損失，抑制了市場效率和技術創新，損害了廣大患者的消費者福利。患者常因壟斷問題而增加就醫問藥負擔，或造成部分疾病得不到及時救治而損害健康權、生命權。壟斷問題帶來的健康公共產品供給不足或質量下降，還會侵蝕政府公信力。

早在2016年，針對美敦力與其交易相對人達成并實施心臟血管等三個領域醫療器械產品價格壟斷協議，國家發改委罰款高達1.185億元。2020年，國務院醫改領導小組的深化醫改重點任務中，再度列入“加大對原料藥、進口藥壟斷違法的執法力度”。

同為副部級國家局的國家醫保局，2018年成立半年內，就推出影響千億級醫藥市場、百萬家醫療機構的帶量集采政策。筆者認為，未來，醫療、醫藥反壟斷需要重視以下三個重大背景：

算一筆政治賬：在醫療領域，部分區域性的大型、中型醫療機構打著“非營利性”旗號從事營利性業務，在享受財政補貼、稅收減免等扶持政策的同時又違法違規收受各類“回扣”“返點”獲得不公平競爭優勢，以單體醫療機構、醫療聯合體等名義甚至撬動行政權力實施阻礙社會辦醫的不公平競爭行為，利用醫療服務的“賣方市場”與信息不對稱等優勢條件誘導、強迫患者接受過度醫療、實施尋租腐敗并賺取壟斷利潤，相關涉事院長已被查處。

算一筆經濟賬：“十四五”時期，我國“醫療費”“醫藥費”的增量資金來源面臨史無前例的挑戰，一是隨著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各地財政收支處于緊平衡狀態，公共財政支出中的醫療衛生支出增幅將進一步下行；二是我國基本醫保已基本實現全民覆蓋而難以擴面增收，新冠疫苗接種更是擠壓了醫保支出空間，作為最大買單方的基本醫保難以為所有高值創新藥品、醫療器械、生物制品買單；三是我國居民的自費醫療支出比例仍需下降3~4個百分點至25%左右。受此影響，維系我國醫療、醫藥系統的可持續發展，只能訴諸存量改革，通過醫療、醫藥反腐敗、反壟斷“組合拳”，擠出灰色黑色利益鏈的水分。

算一筆行業賬：帶量集采實施以來，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以來， 具備更強抗風險能力且逆勢擴張的幾乎是大型醫藥企業、大型醫療機構，我國醫療服務行業、醫藥產業的市場集中度預計將逐年提高。隨之而來的濫用市場主導地位實施壟斷行為，也會成為上述機構的合規風險點。巨頭們要從“大而不能倒”的僥幸心理轉向“大而不強容易倒”的危機意識，要從賺取壟斷性超額利潤轉向依靠技術創新、管理創新賺取超額利潤，要在落地垂直產業鏈、醫藥險一體化、緊密型醫療集團等提升集中度的行動中高度重視反壟斷和公平競爭審查。 

筆者向國家反壟斷局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會同國家立法、司法機關、有關行業主管部門，明確《反壟斷法》及其實施細則對以下法人機構的主體適用問題：外資醫藥企業，國有醫療醫藥集團、公立醫療衛生機構等公有制、混合所有制機構，管理緊密型縣域醫共體、集團采購組織（GPO）的基層政府，事業單位、行業協會等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

二是借鑒《關于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的經驗，盡快制定出臺醫療醫藥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公平競爭審查實施細則，并為提高行業主體的合規依從性，對應出臺該領域的經營者反壟斷合規指南；

三是在各級反壟斷執法部門按案件比例，配齊醫療、醫藥相關專業人員，委托第三方專業機構，力戒“外行查內行”，以免誤傷公益性機構、改革派力量。

（作者系價值醫療顧問專家委員會秘書長，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與所供職單位的立場無關）

標簽： 反壟斷局 帶量集采 國家醫保局 基本醫保 財政收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