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大多數自以為有資格批判卡爾·施米特的人，關鍵癥結，其實在于從來沒有真正讀懂柏拉圖。

正如柏拉圖明確指出的，善是一種知識，“政治技藝”——在柏拉圖那里，這就是一種“改善人的靈魂”的實踐——同樣是一種知識。

施米特之所以將政治明確定義為“劃分敵友”，就是因為真正的政治的關鍵，便在于擁有關于敵友的知識，確切地說，是擁有何者為“實際的敵人”的知識。只有明確區分出那個實際的敵人，才不會因為敵人的模糊性，而肆意地將這頂帽子普遍化和極端化，制造出一個絕對的敵人。整體主義/極權主義，如納粹，就是有意模糊具體的敵人，進而塑造出一個絕對的敵人——猶太人。實際的敵人，按施米特的定義，“不在于消滅敵人，而在于抵抗敵人，權衡其力量，并且贏得一個共同的界限”；而絕對的敵人，則必須“予以徹底消滅”，因而是一種“非人性的表達”。

自由主義的吊詭之處，則在于它的本意是國家政治中立化，自認可以藉此消弭諸多矛盾，卻不料因此而同時在游戲規則中道德化地、政治正確地削弱了敵人的概念，而這種削弱，恰恰有利于炮制抽象的、絕對的敵人。這就是為什么會有冷戰——因為自由主義和極權主義在根基上正是相反相成。

今日所謂知識精英大多瞧不起二分法，視其為粗糙、淺陋，而自詡擁有更復雜、更精微、更有機的世界觀。然而一切事物都必通過二分法/二進制才能顯形，正如沒有基本的明暗、黑白的區分，你甚至連一個圓、一個三角都畫不出來。這是沒有讀懂柏拉圖的另一個弊病——在比如《智者》或《政治家》中，柏拉圖早就演示了為何只能通過二分法來給事物下定義。關鍵只在于所采用的二分法是不是那一系列最具本質性的二分法，以及你是否有足夠的能力讓二分法產生辯證的運動。施米特一上來就無比清晰地明確了這一點：

“政治必須以自身的最終劃分為基礎，而一切具有特殊政治意義的活動均可訴諸這種劃分。我們可以設想一下，這樣的最終劃分在道德領域是善與惡，在審美領域是美與丑，在經濟領域則是利與害……朋友與敵人的劃分表現了最高強度的統一或分化、聯合或分裂。它能夠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獨立存在，而無須同時借助于任何道德、審美、經濟或其他方面的劃分。政治敵人不一定非要在道德方面是邪惡的，或在審美方面是丑陋的；他也不一定非要以經濟競爭者的面目出現，甚至與政治敵人擁有商業來往會更加有利。然而，政治敵人畢竟是外人，非我族類；他的本性足以使他在生存方面與我迥異。所以，在極端情況下，我就可能與他發生沖突……只有那些實際的參與者才能正確地認識、理解和判斷具體的情況并解決極端的沖突問題。每個參與者均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判斷，敵對的一方是否打算否定其對手的生活方式，從而斷定他是否必須為了維護自己的生存方式而反擊或斗爭。”

《政治的概念（增訂本）》

[德]卡爾·施米特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 2018年7月版

標簽： 施米特 政治 立場 精英 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