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碳”目標帶來的挑戰和機遇受到市場密切關注。28日，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部負責人、中金研究院執行院長彭文生在“《財經》2022：策略與展望”上表示，清潔能源具備規模經濟特征，中國將在綠色轉型中面臨更大機遇，但需要更多公共政策支持。

彭文生稱，實現碳中和，是需要付出一定成本的。但從過去的成本-收益分析到現在的成本-有效性分析，“成本”的概念已經發生變化。

從成本-收益角度，為糾正二氧化碳排放的負外部性需要確定一個碳排放價格，但因為這種外部性的超時空性，成本的確定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當代人與后代人間存在很大爭議，這也造成了過去很長時間內碳定價的效果有限。對此彭文生表示，這一問題在過去兩年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全球主要經濟體陸續明確碳減排目標之后，問題的核心轉移到了“如何以最低的成本實現目標”。

根據中金公司研究部的分析，當前有必要將“碳價格”這個單一概念擴展至綠色溢價（清潔能源成本-化石能源成本）分析框架之下。正是因為清潔能源成本高于化石能源成本，才導致經濟主體缺乏足夠動力向清潔能源轉換。如何將綠色溢價從正的降為負的，讓清潔能源成本低于化石能源成本？彭文生提到了三條路徑：增加化石能源使用成本、通過技術進步降低清潔能源成本、社會治理。其中，社會治理包括社會基礎設施設計、綠色標準的制定等。“三個方面互相補充、相輔相成，技術進步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需要經濟激勵機制。”彭文生表示。

根據中金公司的測算，中國的綠色溢價在過去五六年已經出現明顯下降，但最近幾年下降趨緩，需要一些變革性措施才能突破瓶頸，其中最根本的就是技術進步。對此彭文生稱，清潔能源和化石能源的差異要引起重視，后者屬于自然稟賦很難改變，但清潔能源的制造業屬性決定了其技術與一國的制造業能力有關，其規模經濟特征將使中國在綠色轉型中面臨更大的發展機遇，未來受益可能會更多、更明顯。

“但要實現規模經濟是有挑戰的，科技創新、技術進步也有外部性，這種正外部性導致個體投入積極性不高，因此需要公共政策的干預。”彭文生強調，政策干預不僅體現在研發等資金投入支持上，也體現在設計一個什么樣的市場等更廣泛的支持上。他以我國今年7月啟動的碳交易市場舉例稱，碳交易的價格本質上取決于碳排放下降的速度，這種主要受到政策約束的價格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市場價格，最終仍然會回到成本承受能力的超時空性問題上。“所以關鍵還是政府如何動員市場資源，建立激勵機制，刺激科技創新。”彭文生強調。

這也意味著，未來碳中和的推進將受到經濟下行的影響。對于當前全球經濟面臨的是滯脹問題，還是發展新機遇的問題，彭文生認為：“這兩個可能性都有，短期內有可能滯脹或者成本的問題更突出。長遠來講，隨著技術進步，我們更多的是發展。”

標簽： 碳中和 綠色溢價 科技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