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是全球游客的向往之地。游人如織的香榭麗舍大道、高樓林立的拉德芳斯新區，展現了其蓬勃的經濟活力；古今輝映的盧浮宮、改造自廢棄火車站的奧塞博物館、如巨獸般蟄伏于舊城的蓬皮杜中心，則體現了其迷人的文化魅力；對于游人來說，光是在城市中行走便是一種享受，他們可以觸摸城市的歷史，閱讀建筑的故事，或是閑坐于咖啡館，追憶文人墨客曾經的風采……

然而，事實上，為人所津津樂道的巴黎咖啡館文化，其背后曾是住房危機——正是因為居住面積的局促，花神咖啡館、雙偶咖啡館、利普咖啡館……成為了巴黎作家寫作的書房、高談闊論的客廳。

如同世界上很多大城市一樣，巴黎也一直飽受各類城市病的困擾。在二戰剛剛結束的時候，這些問題更是積重難返：住房緊缺、交通不便，在空地稀缺的情況下，整個城市迫切需要得到修復和更新。是推倒舊樓就地重建新樓，還是在稍遠的地區規劃新區？新建筑的高度應該以什么作為標準？舊城改造中的士紳化過程是一種必然嗎？在郊區興建大型居民區，是解決住房危機的良策嗎？充滿爭議的偉大工程，會成為流傳百世的經典嗎？

正在西岸美術館舉行的展覽“巴黎建筑（1948-2020）：城市進程的見證“展現了巴黎如何通過建設來回應這些問題。策展人通過蓬皮杜中心收藏的過去70年間諸多建筑杰作及經典案例，追溯了巴黎這座國際大都市意義深遠的演變歷程。其中蘊含的經驗與挫折，也可與我國的城市發展形成對照，成為極具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的案例。

“觀眾可以通過這些的作品，了解到重要的建筑師和建筑，并且也能欣賞到是什么讓其與眾不同。”本次展覽策展人、蓬皮杜中心建筑設計部門研究員奧利維耶·桑卡爾布爾（Olivier Cinqualbre）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

社會住宅建設

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上半葉，是巴黎的黃金時代，文學家、藝術家匯聚于此，不同的文學、藝術流派在這里開花結果。巴黎，也愈發成為法國乃至全世界移民的向往之地。

另一方面，巴黎從1900年開始飽受住房匱乏之苦。此后，戰爭的侵擾、經濟危機的沖擊，使得政客無暇顧及巴黎的城市化問題，直到二戰結束的時候，問題已經積重難返。

據《巴黎城市史》作者貝爾納·馬爾尚（Bernard Marchand）介紹，“（二戰結束時）首都有10萬套住宅衛生條件不過關，有9萬套不能住人的危房仍在使用，超過半數的房屋沒有廁所和浴室，居住條件無法令人滿意。”年輕人和新移民成了住房危機首當其沖的犧牲品，年輕的夫婦不得不與父母住在一起，而新移民往往只能蝸居于巴黎四周的棚戶區，“首都各城門口，火車站后面，各馬路沿線，所有的空地上，都有用薄鋼板與油毛氈搭建起來的棚子。”

在此背景下，促進住房建設的新政陸續出臺，也拉開了巴黎城市建設的序幕。1953年，庫朗出任法國建設部部長，提出了經濟適用房的概念。當時，技術進步使得建筑公司可以使用更多預制材料，工業化生產方式也讓建筑成本逐步降低。但貝爾納·馬爾尚指出，這段時期建設部竭盡全力爭取多蓋住房，但是對所蓋房屋的質量并不上心。

薩塞勒是當時巴黎最出名的居住小區。1954年，這里一次性修建了1.3萬套住房，但是，建筑公司并沒有為小區配備基礎設施。從而導致一種名為“薩塞勒病”的情緒在居民當中蔓延——小區居民感到孤單與失落，他們仿佛被遺棄在一大片單調的板式結構住宅里面，哪怕只是簡單的日常采購也需要走很遠的路才能辦到。

1958年，一項新的政令對房屋政策作出補充，提出了優先城市化區（ZUP）的概念：住宅小區必須在動工前規劃好未來居民必須的基礎設施。直至1969年，巴黎大區共有12個優先城市化區和上百個居民小區，這些小區擁有30萬套住房，約有140萬居民生活于此。

在此浪潮中，蓬皮杜的策展人發掘出不少建筑師留下的創新實驗和美學內涵。

1954年政府主持的百萬競賽，試圖將50平方米的公寓價格降低到一百萬法郎，坎迪利斯、約西奇、伍茲組成的獲勝團隊在降低建筑成本的前提下努力提高了居住空間的多樣性、增加了公共空間，這些創想被運用在星城－以馬忤斯社會保障住宅區項目當中。而保羅·舍梅托夫設計建造的沙利特之家、讓·勒諾迪設計建造的消防站與38個住房單元，則展現了野蠻主義的美學意味。

1973年，政府行政通報強調指出必須確保所建住宅質量，興建大型居民小區的政策宣告終結。不過，大型建筑群的開發實踐又綿延了一陣。在這其中，埃米爾·阿約設計建造的阿約大樓、勒妮·加尤斯特和讓·勒諾迪對于衛星城的改造，被稱為“巴黎戰后的烏托邦建筑實驗項目”。

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博士后研究員江嘉瑋前幾年曾經造訪過這兩處大型居民區，他告訴第一財經，其“社區氛圍較差，里面的社群對探訪的外來人不友好”。

事實上，回顧該時期的大型居住小區建設浪潮，我們可以看到。針對巴黎戰后的大量貧民窟和棚戶區而言，大型居民住宅小區已經是一種巨大的進步，然而，它們畢竟是作為應對災難性住房危機的一種臨時手段應運而生的，在建造之初便沒有考慮到長久使用會產生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還是規模龐大、出入不便，貝爾納·馬爾尚指出，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多年輕人或者新移民因為條件所限不得不生活在這里，他們感到自己“被‘流放’到了一個既不了解他們也不關愛他們的社會邊緣”。當年的“優先城市化區”成為案件頻發之地，郊區病直至21世紀依然困擾著法國首都。

即便受到社會問題的困擾，奧利維耶·桑卡爾布爾依然對這批建筑本身作為文化遺產的價值予以了肯定，他告訴第一財經，“蓬皮杜中心收藏這類建筑項目，這一事實本身即證明了它們的價值。如果有需要，我們的收藏可以有助于人們去識別、保護和修復這批建筑。特別是如果建筑并沒有因為一味節省成本而過分地犧牲了質量和技術的話，那么對其保護和保存更是可行的。”

值得一提的是，蓬皮杜中心對于社會住房的關注并沒有就此止步。在其看來，社會住房始終是值得研究的對象，不過，在那以后，“其研究價值不在于功能，而在于美學。”

進入21世紀以后，全球各地的建筑師紛紛參與到巴黎的社會住房建設當中，其中也包括日本的SANAA建筑設計事務所、中國的MAD建筑事務所，前者在平坦立面的光滑石膏上開出大小不一的窗戶，展現出建筑精致的幾何形狀，后者則受中國傳統藝術山水畫精神啟發，將森林和河流等自然主題注入到城市當中。

舊城改造更新

對于游客來說，巴黎老城是最令其流連忘返的地方。1853年至1870年奧斯曼男爵對于巴黎的改造奠定了今日老城的基礎格局，該區域在過去的70年中也相繼經歷了再度更新。

二戰后的那段日子，市中心的老房子隨著時間的推移，已經越來越無法滿足居住者的需求。很長時間以來，行政干預使得租賃帶來的收益過低，房東無心對房屋進行維修，房屋質量越來越差，支付能力最弱的貧民階層被吸引到市中心。但是，市中心的便利交通又決定了它是最搶手的地段，隨著城市規模擴大導致的平均出行時間延長，住在市中心的好處愈加明顯，這里的地價不斷抬高……

在貝爾納·馬爾尚看來，或早或晚，舊城改造工程會將窮人趕走，將樓房拆除或翻修，最終讓房價與地價回歸到相適應水平，“這種機制經典而具有普遍性，它不是某種我們可以躲避的陰謀，而是一種必然。”

1955年，天翻地覆的市政改造工程開始了。作為瑪萊區最重要的新建建筑之一，蓬皮杜中心是這番巨變的見證者。

瑪萊區在早年曾是巴黎政治與生活的中心，但當王室遷往凡爾賽，貴族隨之將這個街區遺棄了。18世紀末，手工業者侵占了這里的宮殿，瓜分了不計其數的房間，在寬闊的庭院搭起了修鞋攤，蓋起了馬廄。

幾個世紀以來，這片區域最人聲鼎沸之處便是巴黎中央市場，這里被稱為“巴黎之腹”，供養著巴黎人的生活。日復一日，農夫、漁民、屠夫和顧客在這里接踵摩肩，周圍是海量的肉類、魚類、蔬菜和其他農副產品。但對法國的君王和統帥來說，它始終是煩惱的源泉。建筑師巴爾塔設計建造這座市場的時候，巴黎只有200萬人口，隨著巴黎的不斷擴張，中央市場已經無法滿足居民的需求。

20世紀，針對中央市場的批評主要圍繞兩點：第一，它造成了交通大堵塞；第二，菜市場古老的運營方式使其缺少誠信和效率。更重要的是，一旦中央市場搬遷，巴黎市中心將多出2.5公頃的空地，這對任何建設者來說都是夢寐以求的。

1966年，中央市場正式動遷。兩年后，政府規劃將商家和公共設施整合到地下，在地面修建一個大型特快地鐵站，作為巴黎，乃至歐洲的交通網絡樞紐。次年，蓬皮杜總統決定將原本修建在拉德芳斯的現代博物館建在這里，并以總統的名字命名，即為后來的蓬皮杜中心。

在為蓬皮杜中心舉辦的國際設計競賽上，年輕的意大利-英國建筑師組合——倫佐·皮亞諾和理查德·羅杰斯的方案獲得了認可。其設計理念是將所有的建造和流通系統以及樓宇服務系統一起放在外墻面上，從而徹底釋放內部空間。與此同時，建筑師也部分保留了空地，將其稱為 “城市的呼吸”。

蓬皮杜中心成為了埃菲爾鐵塔之后巴黎最具爭議性的建筑之一。奧利維耶·桑卡爾布爾告訴第一財經，“在古老的瑪萊區，蓬皮杜中心屬于’高層建筑’，這一特點受到了批評，”而另一方面，讓他驕傲的是，“廣場所創造的公共空間，以及空間對于文化用途的強大適應性，讓不同時代的來訪者都可以盡情享用這座建筑。”

此后，蓬皮杜中心對面的巴黎雷阿勒市場（Forum des Halles）也經歷了多次改建、擴建，逐漸成為符合規劃者理想的兼具交通樞紐、商業、文化等功能的綜合體。

隨著“巴黎之腹”的改建，1950年代到1970年代，整個馬萊區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昔日破舊的貴族府邸經過清掃和粉飾，在拆除圍墻之后，被改建成了博物館或行政機構，有些甚至被改成公寓房出售給富裕家庭，平民階層逐漸遷出這個區域，整個街區的面貌發生了完全的改變。

在貝爾納·馬爾尚看來，瑪萊區巴黎老城“修復計劃”抬高了地產收益，也加快了市中心街區的社會變革。數十年間，巴黎最貧窮最平民化的街區，成為巴黎市中心的黃金地段，寫字樓和時尚品牌紛紛入駐，餐館、劇院等商鋪也隨之興起。

高層建筑爭議

時至今日，高聳于巴黎城市南部的蒙帕納斯大樓依然充滿爭議。它是巴黎在老城范圍內唯一一棟突破200米的現代摩天大樓。正是它的興建，開啟了關于保護巴黎老城天際線的漫長論戰。

1960年代，蒙帕納斯老火車站面臨改建，法航打算在此興建一棟辦公大樓，同時也企圖“創造一個城市綜合體，使整個地區恢復活力，并作為現代城市文明形式的示范”。

1965年，市議會討論決定，大樓高度以從榮軍院廣場無法看到樓頂為宜。這項決定的初衷是保護巴黎景觀，卻忽略了這棟大樓對周邊街區形成的影響。

江嘉瑋介紹說，蒙帕納斯大樓的建造體現了當時的技術高度，其最核心的難點，便是要將大樓龐大的基礎和地下軌道交通線路連接，同時保證隧道空間不被200米高的大樓壓垮。然而，自從大樓拔地而起，就引發了無窮無盡的爭議。“人們走在街道上，抬眼一看就能望見它。很多人抨擊它破壞了老城的天際線。大樓落成不久，巴黎就通過了城市規劃法案，禁止在老城內再建造摩天樓，所以今天人們看到的巴黎摩天樓，都集中到了老城外的拉德芳斯新區。”

在拉德芳斯興建大型商業區，最早是法國前總統戴高樂在位期間的宏愿之一。它意味著，巴黎在保留傳統老街區的基礎上，也可以擁有自己的曼哈頓。

新工業科技中心會議中心于1957年通過審批，標志著拉德芳斯改造工程拉開序幕。然而，新商業區的進展極其緩慢。1970年之后，摩天大樓才陸續出現。又過了若干年，人們才發現，從協和廣場就能看到這片摩天大樓，它成了凱旋門身后一道無法忽視的風景線。現在登上凱旋門的游客，不僅可以往東俯瞰整個巴黎老城，也可以向西遠眺，見證太陽通過拉德芳斯大拱門落下地平線的盛景。

如今的拉德芳斯已經成為巴黎最主要的商業區，就連苛刻的貝爾納·馬爾尚也贊同，整個工程可謂是一個成功的典范，它不僅規劃出一個全新的區域，也完全改變了整個城市的格局。

事實上，在巴黎，1960年代就是摩天大樓時代。除了蒙帕納斯大樓和拉德芳斯工業區，巴黎的北郊、東北郊和東南郊，也都被摩天大樓所占據。

然而，巴黎人并不喜歡摩天大樓，特別是，不愿意居住在高層建筑當中。意大利廣場新建的公寓一度難覓買家。而今，居住在意大利廣場周邊高層住宅里的大多是越南人和中國人。貝爾納·馬爾尚認為，這些群體對新式建筑不那么反感，并且，當時的他們也沒有那么多選擇。而今，意大利廣場已是巴黎最大的華人街區。

時至今日，在巴黎興建高層建筑依然常常引發巨大爭議。“最近兩個塔樓項目又遭遇了不同的命運，”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奧利維耶·桑卡爾布爾指出，“飽受爭議的赫爾佐格和德梅隆的‘三角塔樓’項目暫時被中斷了，而倫佐·皮亞諾建筑工作室的巴黎法院，低調而順利地，重塑了巴黎的天際線。”

偉大工程利弊

蓬皮杜之后的兩任法國總統，德斯坦與密特朗，均熱衷于主導各類偉大工程：奧塞美術館、盧浮宮改建工程、拉德芳斯大拱門、拉維萊特公園（拉維萊特現代音樂城）、阿拉伯世界研究中心、法蘭西國立圖書館……這些工程重塑了巴黎的世界形象，也為參與建筑師帶來了無盡的聲名。

但這類工程也總是伴隨著爭議。貝爾納·馬爾尚指出，法蘭西國立圖書館建筑方案曾招致科研人員和圖書館管理人員的反對，因其計劃雖然宏大，卻忽視了查閱檔案的便捷性與資料的防潮問題。至于阿拉伯世界中心可以開合的幕墻裝置——在展覽中有一件展品——為建筑師帶來了最熱烈的掌聲，卻造價不菲，且在實際使用中很容易失靈。至于盧浮宮前的玻璃金字塔，關于其美感的問題也曾一度不絕于耳。

關于美丑的論斷有其主觀性，貝爾納·馬爾尚認為，在總統工程問題上，有兩點值得稍加留意：在宣布推行去中央集權化政策之時，在首都進行如此大規模的建設投資是否合理？這些壯觀的建筑是否改善了巴黎的生活？在他看來，從這些工程當中獲利最多的是旅游部，而非文化部。

在展覽的尾聲，我們會看到更多、更小規模的建筑作品。它們也代表了巴黎建筑的一種趨勢。法國建筑雜志d’A主編伊曼努爾·卡耶（Emmanuel Caille）指出，近年一些備受矚目的建筑項目是由私人企業出資興建的，比如弗蘭克·蓋里設計建造的路易·威登基金會、安藤忠雄將巴黎證券交易所改建成的皮諾私人美術館。

更明確的一個信號，則是今年普利茲克建筑獎由法國建筑組合安妮·拉卡頓和讓-菲利普·瓦薩獲得，近10年里，他們在巴黎經手了三個舊建筑改造項目，一個是東京宮，兩個是社會住宅，他們的工作理念就是“永不拆毀”。或許這也意味著，對于巴黎來說，大開大合的建設可以成就偉大，對于既有遺產的傳承與更新，同樣是一種偉大。

《巴黎城市史》

[法] 馬爾尚 著 謝潔瑩 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3年8月 

標簽： 巴黎 城市 建筑 城市更新 社會問題 城市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