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景

現(xiàn)代防疫口罩這一“物件”，以及“口罩”這個語詞，都是伍連德發(fā)明的，他所帶來的福澤一直蔭庇到今天的中國人，不僅因為今天我們都不得不戴口罩，而且因為他首先使用的“口罩”這個詞，大大加強了我們對這一醫(yī)療防疫用品的接受度，特別是相對于西方人來說。

當伍連德1910年來到哈爾濱時，他的身份即便按今天的標準，也都分量頗重。他是法國巴斯德研究所和德國科赫實驗室的成員，這兩家，從那時直到現(xiàn)在，都始終是世界上頂級的生物學和醫(yī)學研究機構。在九成以上中國人還拖辮子裹小腳的時代，伍連德就是國際性的科學家了。但更重要的是，他不僅深諳西方最先進的生物學和醫(yī)學科技，而且像詹天佑等人一樣，深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浸淫，對這片土地和它的風土人情，有著深刻的體認。

白山黑水在那個年代已經(jīng)是一片“法外之地”，太多的勢力在那里你爭我奪，結果反而是土匪獲得了最肥沃的生存土壤。張大帥就是那個年代從遍地土匪窩里殺出條血路來的。所以當伍連德發(fā)明并準備大舉推廣他的真正現(xiàn)代意義上的醫(yī)療防疫口罩時，肯定考慮到了不能直接用“面具”或“面罩”來翻譯西方人慣用的mask，因為那樣很可能與蒙面土匪產(chǎn)生聯(lián)想，加大在普通民眾中的推廣難度。他的策略是有意無意地將其語義弱化，用“口罩”來代替“面罩”。這一招非常見效，民眾很快普遍接受了“口罩”，本來很可能向全國蔓延的鼠疫疫情也被迅速撲滅。

語用學

“口罩”這個詞在中文語境下明確指示的，并且在我們的潛意識中形成一種根本性勢能的，是它罩住的僅僅只是“口”。

但是換到西方的語境中，它就是mask。既然是mask，不管是protect mask還是face mask，在它所引起的潛意識聯(lián)想中，它遮住的都是整張臉。這恰恰指示出語詞在被用以在表述現(xiàn)實時的不足或過度。語言總是不足或過度的，所以我們要不斷對它的運用進行清洗，要反思它似乎一目了然的日常功能。在口罩這個例子中，事實上這塊布既不是只遮住嘴，也不是包裹你整張臉，它一般大約是遮蓋臉部面積的3/4。

一方面，它并沒有遮住整張臉上通常被認為最重要的器官——眼睛。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主要靠眼睛，靠視覺，來為自己定位，就是說，通過為自己“映畫”出整個周圍世界，從而確定自己身處怎樣一個物理時空位置和社會身份位置；同時，所謂“眼睛是心靈的窗戶”，別人也主要靠對你眼睛的識別，或者說通過雙方眼睛的對視，通過視線的交錯/交換，來辨認你這個人，這個“他者”，而不是——通常不是——識別你的嘴或耳朵。當然我們不時會去辨聽一個人的嗓音，但所謂“眼見為實”，能夠當場看到并認出，當然被認為是識別一個人的最靠譜的辦法。

視覺化是現(xiàn)代世界構造的核心，而視覺器官并沒有被遮住，反而因為臉上其他部分被遮去而更突出了，可能更本真化、具體化了。這造成一系列后果，進一步的考察會涉及這些方面。眼下重要的是，戴口罩對通常意義上的身份識別的確會造成一定的障礙，但只是就通常意義而言，也就是我沒那么方便一下子就能認出你了，但也許等我費了更多神認出你后，我對你的認識會比以前更好更深入。障礙是認識（被迫）深化的一個條件。

但另一方面，稱之為“口罩”而非mask，也人為地縮小了這塊布對面部造成的影響，實際上它遠遠不止遮住了嘴，它還遮住了鼻子、臉頰，如果你正確佩戴的話，其中囊括了一張臉從下巴到幾乎整條鼻梁的廣闊“面積”，堪堪停在你的眼袋下面——如果你有大眼袋或黑眼圈，那么很抱歉它們在一大塊淺色布料邊緣，會被襯托得加倍突出。這個障礙還是相當大的，至少比我們用“口罩”指稱它時，這個詞本身所“承認”的要大得多。

所以，使用“口罩”這個詞，就縮小、弱化了它對我們生活的實際影響，這當然大大有利于我們接受和使用它；而相反，在歐美，使用mask這個詞，則夸大了它可能造成的后果——你戴上它后，就成了“蒙面人”，而蒙面人在歷史上通常是盜匪，是和身份的不正當，甚至和可能的罪惡的行使聯(lián)系在一起的。

身份政治

我們知道，“身份政治”現(xiàn)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的政治正確，不論黑人、阿拉伯人、猶太人、女人、同性戀者，等等，所有的少數(shù)、邊緣或弱勢群體，都要求一個既平等又獨特的身份定位。而在身份的表達中，臉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具有核心意義。

就像萊維納斯所說，人區(qū)別于動物，并表明自己作為一個人活著的根本標志，不是他的生理性的活動——動物也有所有的生理性活動，而是他的“表達性運動”。不管是語言、動作、穿戴或是更復雜的文學、影像創(chuàng)作，都是這種獨屬于人的“表達”，人死了，就是他所有的表達都終止了，而回歸到純生理學的東西，這東西剝?nèi)ニ械谋磉_性的掩蓋/覆蓋后再度暴露出來，也就是——尸體。

西方人的臉部表情遠遠比崇尚“喜怒不形于色”的我們豐富，這可能是為什么他們連群眾演員都比我們絕大多數(shù)明星演得好的原因。如畫家保羅·克利所說：“我把內(nèi)心的思緒寫在眉間，掛在嘴角，我的臉比現(xiàn)實中的任何事物更真實。”更豐富的臉部表情+更多、幅度更大的肢體動作語言，構成了西方人的日常自我表達方式（當然，我們經(jīng)常會覺得他們太夸張）。而死人/尸體就是所有這些表情、動作都停止了。在葬禮的場合通常要掛或者捧一個鏡框，里面是精心選定的死者生前最具個性特征，也就是最具表達性的面容，因為棺材里的尸體是沒有面容的，它只有純生理性的作為器官遺存的臉部，而完全失去了表達性的面容。

在歐美，鼓勵公開戴mask的，大概只有狂歡節(jié)、化裝舞會或某些戲劇現(xiàn)場，人們被允許在那樣的場合遮去自己獨特的個性化面容，而以一種全新的、神秘的、表演性的身份，融入一場大規(guī)模的集體狂歡。而這種狂歡不管半遮半掩還是大肆宣揚，多多少少都與性有關，人們需要那樣一些時刻，放松倫理道德的韁繩，來釋放因各種各樣原因而被壓抑的性能量，并因此經(jīng)歷一種極度亢奮的融合體驗和高峰體驗。現(xiàn)代的節(jié)慶起源于古代的祭儀，面具在祭儀中一向是不可或缺的道具。而那種儀式通常都伴隨著大規(guī)模的公開性亂，也伴隨著人或動物的犧牲。消解了個體身份的集體性的高潮，與死亡密切相連。

這樣我們是不是就多少可以理解，對他們說，如果表達性的面容被覆蓋，就和死人離得不遠了。在那個個體身份的獨特性和根源性遠比我們這里重要得多的世界里，對面容的遮蓋，很大程度上就是對他作為一個擁有完整的個體權利的活人的否定。他會覺得，當他被強制戴上口罩，他就已經(jīng)向死亡讓了一大步——而我們的感受正好相反，好像那是為自己戴上了一道護身符。只有真正切身的死亡恐懼兜頭襲來，才有可能壓倒這種對個體的象征性死亡的頑抗。

我們可以藉此了解，哪怕是很日常的語言及其使用，以及它們背后的文化形態(tài)，在不同的人群接受或拒絕相似的事物時，具有多大的潛在影響力。

標簽： 口罩 現(xiàn)象學 語用學 防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