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高陽的歷史小說，胡雪巖變得盡人皆知。現實往往比小說更精彩，作為歷史人物而不是文學人物的盛宣懷比胡雪巖更棋高一著，正是盛宣懷的杯葛，導致胡雪巖一敗涂地。

盛宣懷生前身后都是極有爭議的人物，譽之有“志在匡時，堅韌任事，才識敏瞻，堪資大用”（李鴻章語），“可聯南北，可聯中外，可聯官商”（張之洞語），“經營領域最廣，而才識最超卓者，當推盛宣懷，允為晚清企業(yè)界一代領袖……系為中國國家開創(chuàng)新局”（王爾敏語）；彈之有保路運動初起時四川名紳鄧孝可著文《賣國郵傳部！賣國奴盛宣懷》痛斥其“賣國奴”，魯迅則視其為賣國賊、官僚資本家、土豪劣紳。

姑且不提這些各花入各眼的評價，就盛宣懷的經歷而言，由洋務而賑務，縱橫捭闔晚清官場數十年，最終雖遭遇庚子國變、辛亥鼎革卻能全身而退，每逢險境又能化險為夷。加之其社會網絡復雜多樣，相關歷史文獻眾多。可以說，研究近代中國官場、商界與紳士階層，盛宣懷是極佳的歷史個案。

朱滸與其說是對于盛氏個人好奇，不如說是想討論“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怎樣造成了一種局勢和條件，使得盛宣懷這樣一個出身于普通士紳的平凡人物，居然能夠成為一度掌控國家新經濟命脈、爾后又在革命大潮沖擊下得以全身而退的角色”，他最新推出的《洋務與賑務——盛宣懷的晚清四十年》（下稱《洋務與賑務》），試圖透過盛氏的四十來年閱歷，尋求近代中國新陳代謝的歷史邏輯。

本書的突破口源于對史料的重新審視，即對盛宣懷之子盛同頤等人纂成的、表述盛宣懷生平事功的《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少保郵傳大臣顯考杏蓀府君行述》（下稱《行述》）的再解讀，這也是長期以來研究早期盛宣懷的最重要文獻。

《行述》稱盛宣懷“早歲服官，盡瘁國事，歷四十余載，勞苦憂患，百折不移。平生最致力者，實業(yè)而外，唯振災一事”。可見，洋務與賑務在盛氏后人心目中，是盛氏一生的兩大事業(yè)。朱滸注意到，此前的研究者大都將盛宣懷辦洋務之前的辦賑環(huán)節(jié)，視為無關緊要，甚至干脆忽略。其實，近代史名家王爾敏先生在整理盛宣懷檔案時就提出，晚清實業(yè)家為了擴大影響，“多恃救災報效銀兩，由此取得官階，逐步上升”，盛宣懷賑災函電稿就是很好的研究素材。可惜后來由于王氏精力不濟，未能將其構想完成。

李鴻章為何垂青于他

盛宣懷向來被視為官僚群體的代表，但無人能證明，盛宣懷究竟有何資格成為這種代表。要知道，此時的盛宣懷并不像買辦那樣具備與西方接觸的經驗，也沒有雄厚的商業(yè)資本背景，那么，幕僚眾多的李鴻章為何會垂青于他呢？

朱滸通過細讀《行述》，發(fā)現此前盛宣懷的研究先驅費維愷、夏東元，都只是從中提取部分信息作為自己的立論依據，并未對《行述》中盛宣懷走向洋務之路的陳述進行全面考察。而新版《李鴻章全集》恰好提供了許多關于此中環(huán)節(jié)活動的線索，得以將缺失的證據鏈一一補齊。

這要回到同治十年（1871）直隸大水。

盛宣懷的仕途之路并非平步青云，最初從軍之路幾乎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此前很多人忽略了同治十年直隸大水與盛氏命運轉換的關系，朱滸從《行述》的縫隙里讀出了深意，注意到在這次大規(guī)模勸捐助賑活動之際，原本隨同劉銘傳軍營求取功名無望的盛宣懷突然浮出水面，輔助李鴻章勸捐棉衣，以出色表現贏得了李氏的青睞，被李氏譽為“辦法甚為簡捷”“籌畫周妥，實為能事”，將投身賑務化為進身之階。

賑濟有功，李鴻章也投桃報李。同治十一年（1872）八月，李氏奏稱：“三品銜候選道盛宣懷，上年馳往蘇、滬、揚、鎮(zhèn)等處，實力勸導，集捐甚巨，復在上海會同劉瑞芬等雇搭輪船，妥速運解，又捐春賑米二千石，洵屬尚義急公，擬請賞加二品頂戴。”

賑濟，既福澤了蒼生，又照亮了盛宣懷的仕途，給他掙得了一個“賞花翎二品頂戴”。通過此次辦賑經歷，盛氏對于航運業(yè)有了深入了解，初步積累了洋務經驗，得到了參與籌議輪船招商局并開啟洋務之路的機緣。

這一華麗轉身，堪稱驚艷。但是進入輪船招商局之后，盛宣懷卻始終屈居邊緣，哪怕再努力，也無法抗衡胡光墉的手腕。甚至到了關鍵時刻，李鴻章還會舍車保帥，為了維護更為關鍵的唐廷樞，將背景單薄的盛宣懷作為應對招商局彈劾案的棄子，連帶其主持了數年之久的湖北煤鐵礦務也徹底宣告失敗。

盛氏的事業(yè)由囧途到坦途，依然要靠賑務。

光緒初年的華北大旱讓直隸總督李鴻章措手不及，他的洋務事業(yè)飽受攻擊，而直隸更是“丁戊奇荒”的重災區(qū)，他不得不將盛宣懷從湖北調來效力。盛宣懷在賑濟中盡心盡力，親力親為，更設立紡織局以工代賑，同時妥善處理了影響甚大的“景州賑案”。為此，李鴻章原諒了盛氏在湖北辦礦務的過失，還保舉其署理天津河間兵備道。盛氏第一次出任實官。

河間賑務讓洋務事業(yè)蹉跎不前的盛宣懷有了難得的翻身機會，他結識了一幫參與辦理河間賑務的紳士，獲得了一大批可靠的合作者，進而迅速推動中國電報業(yè)的建設，全面扭轉了自己在洋務事業(yè)中的頹勢。盛宣懷不僅自身積極上進，而且趁機引薦具有義賑背景的紳商與聞洋務事業(yè)，由賑務汲取開展洋務事業(yè)的社會資源。

正是由于這個網絡的存在，在盛宣懷組織洋務事業(yè)、小清河治理與甲午義兵義餉活動期間，江南義賑紳商都給予了莫大的支持。這種支持，甚至可以抵御上海金融風潮，挽救近代工業(yè)化初期的些許成果。

政壇與商界不倒翁

甲午戰(zhàn)敗，李鴻章淮系勢力倒臺。盡管李鴻章堪稱盛宣懷的最大支持者，但是盛宣懷卻并未樹倒猢猻散，反而迎來了人生中的新開端。又是兩湖賑災給了盛宣懷機會，交接王文韶，打入南洋勢力范圍，實現自身實業(yè)的新布局。

盛氏入幕、從軍受阻、辦賑、入局，其命運升降沉浮，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也發(fā)生了復雜互動。賑務成了盛氏擴充社會交往的利器，他在這方面花費大量心力，收獲也相當驚人。

庚子國變，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倉皇出逃，整個北方陷入一片混亂。盛宣懷冒著巨大的風險，參與“經元善事件”，籌劃“東南互保”，體現了過人的膽識，還以救災有力，獲得了商務大臣的任命。更重要的是，盛宣懷通過和上海新生代紳商群體的合作，發(fā)起了兩場大規(guī)模的跨地區(qū)社會救助。

光宣之際，盛宣懷由于在招商局等實業(yè)方面非常不順，著力推動中國紅十字會的建設。此前研究者對此以為是無聊之舉，在朱滸看來，盛宣懷介入紅會，讓紅會在中國有了切實的本土化建設，不再是紙上談兵。這是盛氏在政治、實業(yè)都處于低谷時的布局，關聯著其謀求政治復出的努力，甚至是其謀求躋身清廷權力核心的掩飾物，最后他由此官至郵傳部尚書，甚至在“皇族內閣”中成為郵傳大臣。

好景不長，隨著武昌首義的爆發(fā)，盛宣懷近乎陷入絕境。革命勢力對其口誅筆伐，清廷內部也對其猛烈攻擊，資政院會議甚至有“非將盛大臣明正典刑，無以服人心而平亂事”“非誅盛宣懷不足以謝天下”的呼聲。不久，清廷頒布諭旨，將盛宣懷“即行革職，永不敘用”。盛氏不得不倉皇流亡日本，而其家產也在蘇州光復后被迅速查封。

未曾想，民國成立不久，盛氏竟然安然回國，并收回了被革命派查沒的家產。

革命與戰(zhàn)爭交替，社會對于賑濟的需求暴增，1912年，華洋義賑會請盛宣懷回國辦賑。盛宣懷鼎力支持紅會援助南京難民，這為其贏得了良好的社會聲譽，也使其順利地與當時的江蘇高層搭上關系，名正言順地又一次發(fā)起了捐賑復產。在這其中，盛宣懷多年積累的社會資源起到了重要作用，從孫中山、袁世凱、程德全甚至一直延續(xù)到張勛，都對盛氏有所倚賴。

這背后有南京臨時政府為解燃眉之急，急需盛宣懷居間聯絡向日本借款的需要，但是最為重要的是，在賑災方面的長期耕耘和潛在勢力，使得原本被革命勢力視為落水狗的盛宣懷，最終成功上岸。還是捐賑復產挽救了他。隨著盛宣懷把漢冶萍、招商局等實業(yè)股票在內的全部資產，悉數化為其義莊基金，可以說，盛宣懷生命中最重要的洋務與賑務，最終合理合法地合流。

《洋務與賑務——盛宣懷的晚清四十年》

朱滸 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21年8月

晚清政壇與商界往事講述者多矣，重復老套者多，新意迭出者少。朱滸曾經感嘆晚清史研究的寂寞，號召深入檢視既有問題意識及誤區(qū)，融會貫通新舊資料，形成對相關史事的準確解讀。《洋務與賑務》可謂這一主張的身體力行。作者長期浸淫于晚清賑災與經濟史研究，通過對盛宣懷檔案賑務史料、《李鴻章全集》等資料的精耕細作，使得本書遠遠超出了既有的盛宣懷研究。

歷史人物的復雜性，正如同歷史形勢的波光詭譎，自有心細如發(fā)，才可曲徑通幽。對于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與重要命題，無疑都可以循著這一路徑進行再探索，重讀，重寫，進而煥發(fā)生機。

標簽： 胡雪巖 盛宣懷 洋務運動 晚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