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參與全球價值鏈的發展中國家為何會陷入“低增值陷阱”？

12月13日，由亞洲開發銀行、對外經貿大學全球價值鏈研究院、世界貿易組織等方撰寫的《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2021：超越制造》報告在京發布。報告指出，雖然通過全球價值鏈出口往往被視為解決發展中經濟體工業化趨勢疲軟的靈丹妙藥，但現實往往更加復雜。

根據對15個亞洲新興經濟體的研究，參與全球價值鏈幫助其彌合了與經合組織（OECD）國家的收入差距。2000年，這些新興經濟體在全球價值鏈中從事制造業活動獲得的人均收入，只有OECD國家該人均收入的五分之一，但到2018年，這一比例已升至57%。

然而，如果單看知識密集型經濟活動，這些新興經濟體在全球價值鏈中得到的紅利則增加得不夠迅速。同期，知識密集型經濟活動帶給新興經濟體的人均收入，與OECD國家人均收入之比，僅從9%上升至24%。

主報告人、日本國立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經濟學教授、對外經貿大學全球價值鏈研究院海外學術院長邢予青表示：“這些發展中的亞洲經濟體深切地參與到全球價值鏈中，但是知識密集型活動的收入增長率并沒有制造行業快，因為很多新興經濟體沒有參與知識密集行業的全球價值鏈，而是更多地參加制造業活動。對于發展中國家的企業，一開始加入全球價值鏈，大多是一些低價值的行業，比如組裝零件，但是它必須要升級，增加附加值，進一步提升在全球價值鏈上的地位。否則它們就會被鎖在所謂的低價值或者低增值陷阱中。”

在全球價值鏈上實現非線性升級

報告表明，參與全球價值鏈有利于生產率的增長和創新。根據對OECD國家的案例研究，參與全球價值鏈可以有效地促進外國投資研發活動的知識外溢效應。一個經濟體通過全球價值鏈接觸到外國研發池的程度越高，其國內創新水平也就越高（正相關性）。

亞洲開發銀行高級經濟學家金特爾（Elisabetta Gentile）在發布會上表示，參與全球價值鏈與提高企業的生產率正相關。一方面，進口產品可以增加競爭，也可以擴展更大的出口市場，促使公司投資于新的工藝技術，降低企業投入成本，提高產品質量；另一方面，企業也可以受益于貿易伙伴的“知識儲備”，“新興經濟體的國內供應商可以從發達經濟體的市場和買家那里獲得新知識和新資源。”

此外，知識外溢效應的大小也與行業有關。例如，電子設備和交通設備行業的正相關性比其他行業更強。“一個行業，如果吸收能力更強，那就更能夠從外國直接投資和外國研發中獲得收益，支持溢出效應和生產率的增長，在全球價值鏈上獲得更高的收入。”邢予青說。

報告提出，在全球價值鏈上的升級有兩種路徑，即線性和非線性。前者是指，一個企業或經濟體按部就班地從低附加值活動轉向高附加值活動，比如從組裝、標準模式化生產、核心模式化生產、核心模式的研發到模式化產品的設計和品牌推廣，逐步升級。而非線性升級則是指，一個企業吸收了核心科技，直接從較低附加值的活動躍升到產品的設計和品牌推廣。

非線性升級能夠幫助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跨越技術壁壘。報告指出，使用外國技術模型和平臺所需的時間和投資，要比自己開發核心技術（如芯片組和操作系統）少得多。

金特爾說，人們把在全球價值鏈上的升級看作發展中國家增長的驅動力。“大多數時候，我們看到的是一步一步從低到高附加值任務的線性升級路線。但非線性的升級路線也已出現，這樣可以讓新的市場進入者快速趕上發達經濟體的成熟跨國公司，通過國際供應商或收購擁有這些技術的公司，去采購核心技術，從而擴大市場份額，并專注于非核心技術的活動，比如組裝和品牌開發。”金特爾說。

目前尚未有生產回流

邢予青介紹，全球經濟已經深嵌入全球價值鏈中。從1995年至2020年的趨勢來看，全球價值鏈在世界經濟中的參與度從35.2%上升至44.4%，并且在2018年達到49.3%的巔峰。同期，全球價值鏈對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貢獻度從9.6%至12.1%，并在2018年達到14.6%的最高點。

但全球價值鏈也面臨地緣政治緊張、環境沖擊以及疫情大流行三方面的風險沖擊。世界貿易組織（WTO）首席經濟學家庫普曼（Robert Koopman）表示：“如歐盟或美國這樣的國家繼續推動生產回流，這很糟糕。雖然過去的4~5年，我們聽到了很多生產回流政策，實際落地的卻很少，但如果它們持續如此，可能就需要別的國家發揮領導作用，向其他發展中國家展現更多需求。”

“疫情攪亂了整個全球價值鏈的運作，這種不確定性破壞了投資，2020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下降了42%。”邢予青說，“越復雜、鏈條越長的全球價值鏈，在疫情中所受影響越嚴重。但目前為止，我們看到食品、藥品和醫療器材等商品的全球價值鏈表現出驚人的韌性，還是做得很不錯的。”

受到疫情影響，一些國家為了分散風險而選擇調整價值鏈中的生產階段，比如促進“制造業企業回流”。中國應該如何應對這種趨勢？

邢予青回答第一財經記者提問時表示，第一，中國可以改善自身營商環境，使得外國企業認為在中國繼續經營可以獲得更大利益；第二，這也取決于外國企業究竟是服務于中國市場，還是服務于海外市場。

邢予青說：“如果這家外國企業服務于中國市場，那么中國政府有很多措施可做，比如消除外國企業制造的產品進入中國市場的一些壁壘。如果這個企業是利用中國作為生產基地，服務于海外市場，這時候很多因素并不取決于中國。比如，如果歐盟將碳稅加碼到80美元/噸，那么如果以中國作為生產基地向歐洲出口，就會遇到碳稅的調整。所以，那些能由我們控制的因素，中國應該去努力去把握，改善自己的經營環境，讓市場進一步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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