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諸多晚清歷史敘述中，《帝國經濟風暴：大清帝國最后70年》是少見的專門從財政角度出發，展現清政府采取的經濟政策如何將自己一步步推向末路。第一財經專訪《帝國經濟風暴》作者、青年歷史學者張昕冉，從經濟學角度解讀“錢袋子”的重要性，尤其是對“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晚清來說。

財政危機達到一定程度后，舊因素才會被時代拋棄

第一財經：歷史上有沒有像晚清那樣財政如此糟糕的情況？你為什么說清帝國的滅亡與以往封建王朝相比，蘊藏著更深層次的經濟原因？

張昕冉：幾乎所有王朝在覆滅之前都會遭遇嚴重的財政危機，危機有很多共同特征，比如濫發貨幣、通貨膨脹、土地財政崩潰、人民居無定所，這些既是它們滅亡的原因，也是瀕臨死亡的結果，但像清朝出現這么嚴重的財政危機，確實不多見。

明朝滅亡的原因倒是可以作為借鑒，畢竟明清往往被看成一個整體。明代的財政支出中有很大部分是為了防備長城以北游牧民族入侵，在所謂九邊地區建立大量的防衛體系和大規模駐軍。到了后期，官方越來越收不起稅，很多官田因為天災或重賦等原因，被拋荒或以“飛灑”“詭寄”等方式隱匿了。這樣一來，官員為了達到“原額”，就不得不將多余的賦稅攤派到其他土地上。如此循環下去，官方掌握的土地越來越少，剩余的土地不得不承擔更多賦稅，最后像晚清一樣陷入惡性循環。

如果把民國也看作一個朝代，那它的財政問題可以說是歷朝之最，金圓券和法幣的通貨膨脹不說在中國歷史，在世界歷史上也是很少見的。

但是清朝經濟和之前各個封建王朝相比，又有新的成分，股票、銀行、鐵路、債券、商業稅、新式工礦企業，都是清末進入中國的新鮮事物。一開始，很多人出于對新事物的害怕很抵觸，但發現能賺錢后就愿意參與了。但辦大型工礦企業、修鐵路需要大額投資，短時間內很難回本。清政府沒錢，仗又老打不過，總是賠款，只能在外國銀行那里貸款，把關稅、鐵路路權、礦權都抵押給它們，最后的結果就是我們都知道的，把國家都賠進去了。

第一財經：晚清財政經濟之所以出現系統性崩潰，很大程度上和制度有關，是否說明舊制度被時代拋棄，走向共和是歷史必然？能從財政經濟角度分析一下，當時中國為何遲遲無法走向近代化的原因嗎？

張昕冉：事實上，如果我們將清政府與當時世界上的埃及、土耳其等幾個差不多在同期步入近代的封建國家相比，就會發現清朝統治者選擇的是一條大多數人都走過的路。這條路方向是對的，都是試圖利用近代化的成果來發展自身，走向強大。那我們是不是說舊制度就只能被埋葬呢？也不是這樣，日本就成功地進行了近代化轉移，當然它沒有清朝這么嚴重的財政問題。因此，只有在財政危機達到一定程度之后，舊的因素才會被時代拋棄。

我們說武昌起義是一個必然中的偶然，必然在于當時全國上下大多數人都認為滿清必亡，革命必興，偶然在于大多數人，包括革命黨人，也沒想到武昌會成為辛亥革命的中心。而武昌起義的原因，恰恰就是四川爆發了保路運動。最初，清政府沒錢修路，四川商人就集資，結果清政府要把鐵路收歸國有，發行的股票又不兌現，就引起保路運動風潮，因此辛亥革命也是財政問題引發的革命。

從傳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近代化轉型中，客觀說來清政府也做了努力，但要成功，必然結果就是殺死過去的自己。比如當時清廷知道財政有問題，制定了一大堆制度搞財政清查。最后查出來確實有問題，但怎么改就沒人說話了，之前貪污的人還是繼續貪污，因為腐敗的組織結構并沒有變化。又比如清政府搞了很多近代工業鐵路，的確是造福后人，但欠的債又把自己拖入深淵。所以通過這些歷史可以清楚發現，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一方面，當時晚清的生產力和經濟基礎沒有達到近代化的水平，無法轉型進入工業社會。另一方面，要實現近代化轉型，就要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都做出變革，這是晚清最大的矛盾，矛盾也促使了最后政權的崩潰。

輕徭薄賦是農業國家思維，無法與充分動員的工業國家抗衡

第一財經：清政府垮臺后，民國成立，但民國從成立之初就財政極度緊張，第一任總理唐紹儀剛上任，就因為借款問題和四國銀行有多次談判，也為后來的“逼閣”埋下伏筆。是否可以說，晚清留下的“爛賬”，是民國政權動蕩的原因之一？

張昕冉：經濟是一個原因，核心還是在于政治上的分裂。民國是一個先天不足的政權，當年孫中山在海外建立同盟會，就是靠華人集資贊助。在清朝滅亡之前，他有沒有控制一個根據地自行收稅建立政權？沒有。這些都導致民國初期的財政制度十分畸形，原型是西方式的，但又沒有改變中國基層的傳統社會治理模式，怎么能夠從地方汲取足夠的財政資金呢？要知道，辛亥之際，晚清以來的督撫專政局面就已經逐漸轉變為地方勢力割據，地方勢力在錢、權、兵三個方面是合為一體的。他們缺錢怎么辦？還是找外國借。外國就利用手中的雄厚資金決定中國的政治走向，后來的奉系、皖系、直系都與日本、英國這些列強有著千絲萬縷的經濟聯系。他們既不敢與外國銀行團翻臉，又沒有能力從民眾當中提取資金，統治自然就很腐敗，民眾不滿，就會政權動蕩。

第一財經：為什么英法戰爭中，法國輸了可以通過發行公債的形式償還巨額戰爭賠款，國家整體受債務影響不大，晚清卻不能用這樣的辦法擺脫債務危機？相反就像《帝國經濟風暴》里寫的那樣，出臺的大多數經濟政策，反而又把自己陷入更大的危機之中？法國和清朝兩種模式，成功和失敗的根源何在？是因為書里多次提到的滿清失去政府信用嗎？

張昕冉：并不簡單是政府信用缺失問題，關鍵還在于財政體制差別。中國沒有像法國那樣進入近代國家行列，工業國家與農業國家對人民的經濟提取力度是截然不同的。我們要破除這么一個誤會，認為國家從人民身上拿錢多就是落后，拿錢少就是先進。其實任何一個工業國家都能從人民身上提取遠比農業社會更多的資金，這是因為經濟總量上去了。國家拿的錢多，并不等于人民生活水平就會下降，相反還可以利用成熟的社會分配與再分配模式，將這些錢反饋到社會，投入到再生產當中。

但這種資金運作模式顯然是當時晚清不具備的。與日本比就很鮮明，直至甲午戰爭，清政府財政收入占生產總值比重僅為1.9%，1908年對財政進行清理整頓后才增至4.35%，20世紀之前大部分時間內，這個數字都低于2%。從平均稅負比重上看，直至清朝滅亡，多在5%至7%這個范圍上波動。而同時期的日本，中央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最低也是24.4%，最高可達42.2%。所以甲午戰爭時，日本人口只有清朝的1/4，支出的軍費卻并不比清朝少多少。雖然日本當時也是一個很初級的工業國家，但是它都可以對農業國家形成降維打擊了。而清朝正好相反，大把的銀子都被拿出去賠款了，不能投入到生產領域，怎么創造效益？自然無法推動經濟。

所以如果不改變落后的經濟體制，再怎么輕徭薄賦，都是農業國家思維，不可能與充分動員的工業國家財政相提并論。

晚清商人地位開始提高，實業家沖在立憲運動第一線

第一財經：中國歷史上，商人的社會地位一直比較低，但是晚清可以捐納，很多商人借此實現身份和地位轉變，而且在洋務運動中商人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是否可以說，到了晚清，商人的地位逐漸提高？

張昕冉：是的，相對于以往“士農工商”中商人居末的情況，晚清商人地位的確提高很多，更多參與到政治生活中來。當時清政府辦企業沒錢，需要商人的資金注入，他們之間存在合作關系，這就為商人參與政治生活提供了重要渠道。而且商人做官的途徑也有很多，可以“詩書傳家”，老老實實考取功名，像徽商這樣顯赫的大商幫會鼓勵子弟走科舉道路。也可以花錢買官，就是所謂的捐納，“紳商”這個詞匯開始出現，就是士和商的結合體，這是一個獨特的存在。官商之間的界限變得更加模糊了，官可以為商，商也可以為官，就誕生了胡雪巖、盛宣懷這樣的“紅頂商人”，在清朝之前這種現象是很難想象的。華中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馬敏在《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這本書，對此有很詳細的描述。

當然，商人不當官地位就不能提高嗎？也不是。我們還有民族資本，近代西方資本進入中國之后，開銀行、搞傾銷，洋貨大量進入中國。很多愛國商人就成立民族企業，與他們打商戰。所以“商戰”也是當時出現的一個新鮮詞匯，所謂商場如戰場。而商戰也是區別于熱戰的一種獨特競爭方式，是中國商人有史以來第一次有意識、有組織地參與到國際競爭的大環境里，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哪怕當時當買辦，也要懂外語，熟悉外國商情，這就培育出一批對西方有一定了解的近代人才。

因此，晚清商人在當時的中國社會是不可或缺的，清政府更加重視他們的存在，而商人也迫切需要清政府做出變革，所以在清末多次立憲運動當中，像張謇這樣的著名近代實業家都沖在第一線，客觀上也促成了晚清政治體制的變革。

《帝國經濟風暴：大清帝國最后70年》

張昕冉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1年9月版

標簽： 帝國經濟風暴 晚清 歷史 商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