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歲的戴安·科伊爾（Diane Coyle）是英國牛津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這位1985年從哈佛大學畢業的女性經濟學家，在2014年正式進入大學擔任教授前，職業履歷豐富多彩。第一份工作是英國財政部的經濟學家，之后在《經濟學人》《獨立報》等媒體擔任經濟編輯，又在BBC電臺擔任主持人與BBC信托主席，還常年兼任英國政府多個部門的顧問。科伊爾雖為科班出身的經濟學家，對這門學科，尤其是用來指導政府經濟政策的宏觀經濟學卻有著相當強烈的、與普羅大眾頗為相似的懷疑。“當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人自身是社會一部分的時候，社會科學真有可能在追求客觀嗎？”“經濟學到底有什么用？”“經濟學表演人格式的自圓其說究竟已經到了什么程度？”這一個個看起來好像小學生提出的問題，科伊爾在她的新書《螺絲釘與魔鬼：經濟學到底是什么且應該是什么》中（Cogs and Monsters：What Economics is，and What it Should Be）嘗試做出回答。

不妨先來拆解科伊爾書名里的隱喻。所謂螺絲釘（Cog），顧名思義，是宏觀經濟學所預設的參與大型經濟活動機器里一個個既不重要又不可或缺的個人。在傳統的以供需關系為中心思想的經濟學眼光里，個體差異很不重要，螺絲釘沒有感情，按部就班，不會集體性做出不符合預設的非理性行為。社會機器的運轉離不開螺絲釘，螺絲釘又仿佛并不影響機器的整體運作，只是一個個將被收集整理的數據點。喬治·萊考夫（George Lakoff）和馬克·約翰遜（Mark Johnson）1980年代的傳播學理論便指出，社會作為“機器”的隱喻常見于我們的日常修辭之中。科伊爾接過萊考夫與約翰遜的理論，并繼續指出，今天的宏觀經濟學家常把自己比作“工程師”或“水管工”，工作是為社會經濟活動設計整體藍圖，之后無非小修小補，改改稅率，調調利率而已。經濟學家、技術官僚經常陷入一種量化交易一般的機器人視角，習慣用數據、算法、公式抽象地解決不那么干凈、不很完美的現實問題，往往令他們自己都目瞪口呆，以至于為了自圓其說，容易矯枉過正。

2008年金融危機過程中，時任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為首的技術官僚打出的一系列組合拳，至今備受詬病。人們意識到，整個瘋狂的金融體系是模樣不為人所知的怪物。在科伊爾眼里，弗蘭肯斯坦一般的“魔鬼”行為正存在于經濟學家所謂的“無形之手”。事實上，過去十年流行的行為經濟學已用廣泛的案例，反駁了凱恩斯主義的一些定律，指出經濟活動中的個體并不具備經濟學家眼中的完全理性。相反，非理性行為之多、投機行為之缺乏理智、新技術越來越與實體經濟和人類生活脫節，都是判定經濟學是門“玄學”的重大理由。經濟工程師造出的怪胎機器往往不聽使喚，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弗蘭肯斯坦都有自己的意識形態。在宏觀經濟層面上，并沒有純粹經濟活動。所有經濟活動都是政治哲學、政治經濟學的延伸。

一個簡單的例子，GDP這三個字母，如今好像是衡量我們社會機器運作良好與否的唯一標準。科伊爾對此表示強烈反對。她認為，現代GDP的概念和計算結構來自1930~1940年代，即二戰期間物資極度匱乏的年代，早已不適合當下的經濟條件。GDP計算方法只包括“產品”，因此今天大量的新興經濟活動都不在統計范圍內。統計局無法統計電子游戲行業有多少無最終產品的交易（如雇人代打、二手市場上的游戲裝備交易等），無法統計虛擬幣經濟的實際體量，甚至依然無法統計一個家庭婦女在家勞動創造了多少價值。一些經濟學家甚至指出，從統計學角度，大量不產生最終產品的互聯網服務，如免費搜索、維基百科等，雖然用途極廣、造福大眾，很可能對GDP反而有負面效益（消滅了黃頁電話簿或紙質百科全書等曾經可統計的生產力）。另外，GDP也不會把經濟體對自然資源的消耗以及其他環保因素作為負面數據統計進去。2009年，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阿瑪蒂亞·森和讓-保羅·費杜西曾經提議用一系列不同指標組成的“儀表盤”（dashboard），來取代GDP作為衡量經濟健康程度的指標。科伊爾同意這樣的觀點，認為我們今天對“生產力”的理解不該局限于物質資料生產力，而應該把社會福祉、人類心理健康、多元化與環境保護等因素考慮進去。

科伊爾的這本《螺絲釘與魔鬼》，其出發點是一個“元悖論”：“作為一門知識學科的經濟學與從事經濟學研究的職業人士一手造就了它所分析的經濟體。（經濟學家）對經濟如何運作的認識及對經濟未來如何運作的預期，是我們的理論或‘模型’的中心思想。”簡單來說，經濟學家往往患有一定程度的自戀綜合征，不但不食人間煙火，還助長自圓其說式的偏見。幾個經濟學家容易產生的偏見是：過高估計生產力的重要性和人的逐利本能，而忽略很大一部分“人類螺絲釘”并不傾向于追求博弈論意義上的“最佳選擇”，如我們常常討論的“內卷”或“劇院效應”，是所有參與者無論個人還是集體從逐利角度來說的“最差選擇”，但依然廣受歡迎，好像更接近人的本能；過低估計廣告、文化及其他偶然性很強的外在因素對人類選擇產生的影響，如美國女性在20世紀初迫于社會壓力很少吸煙，但到了20世紀末，在大量廣告和女權運動影響下，吸煙人數幾乎與男性持平，這不僅與香煙的價格和供需關系完全無關，也不是健康方面的“理性行為”；過度信賴數據，卻對數據的來路置若罔聞——收集數據的過程，不像在電腦上跑程序，必須從現實世界里得來，而很多數據工作者全然不具備判斷數據是否可靠的現實經驗，這也是為什么近年來的選舉預測算法模型越來越復雜，準確率卻越來越低，成了一個全民笑話；對個人特定（ad hoc）的需求缺乏理解，如2020年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后歐美國家出現的用工荒，讓很多傳統宏觀經濟學家大跌眼鏡，理論上經濟刺激政策是為了彌補新冠造成的社會經濟活動停滯，一些人卻在這段時間看破了紅塵，選擇徹底躺平，寧可把失業金全部投入股市也不愿再工作，以失業率為一大指標的凱恩斯調控法在這個時段徹底失效，以至于可能出現高失業率、高GDP增長加高通貨膨脹“三合一”的奇葩經濟現象。

作為相當少見的女性高級經濟學家，科伊爾還不經意間提出經濟學界大男子主義泛濫、學術文化冒進好斗的特質。經濟學家會為了數學模型斗得不可開交，且作為一個集體，求勝欲遠超常人。今天，數學能力過強的計量經濟學家們，很容易陷入想方設法為自己過于復雜又脫離實際的模型尋找證據，因而徹底顛倒因果關系的謬誤。這又與學術界申請經費，各類智庫、咨詢公司尋找客戶的過程直接相關，因為同樣由計量經濟學家組成的經費評估小組通常（至少申請經費者如此預判）有著一模一樣的喜好。這一死循環迅速把經濟學這樣一門理應從現實出發為現實服務的社會科學推進越來越狹窄的胡同。另外，科伊爾還指出，很多經濟學家“真的不夠好，或者不夠謙虛”。她舉出2013年《金融時報》上報道的一個例子：耳機品牌森海塞爾正進行一系列反山寨舉措，把自己的損失估計為200萬美元一年（接近該公司當年凈利潤的七分之一）。然而任何有點社會經驗的人都知道，會買假冒森海塞爾耳機的人，或者在地攤上買20美元路易威登假包的人，完全不是這些奢侈品牌的真正用戶。他們因為買不到盜版而去買正版的幾率非常之小。

然而，盡管科伊爾對當下經濟學潮流的批評非常犀利，她這本著作本身卻也同樣存在“在防空洞里自說自話”的問題。科伊爾的寫作無法擺脫一種從各類白皮書和以《經濟學人》為首的經濟學雜志中推演出來的“流行經濟學讀本”寫法，小標題和隱喻眾多，不斷重復同樣的觀點，道德標準很高，但從不提供解決方案。此類寫作往往從滿地開花的經濟學或公共政策論壇演講稿發展成書，因此章節與章節之間的關系難以捉摸（比如在本書中，科伊爾不得不在章節之間添加所謂的“中場休息”，來人為制造聯系）。科伊爾在書的前半部分集中討論經濟學自我反噬的“心理疾病”，后半部分卻很不自然地導入她主要研究的另一個領域——數碼經濟。前半部分對經濟學的精神分析還沒等到被分析對象開口，后半部分便義無反顧走進了新時代，在并不能完全定義什么是“創新經濟”的情況下，大舉鼓勵傳統經濟學接納新興經濟的活動方式。這的確是當下缺乏哲學意識的社會科學領域常見的一種奇特現象，連自省都成了范式，最終抵達的結論全部不卑不亢、不痛不癢，仿佛高級螺絲釘不自知的非理性行為。像如今的很多左翼學者一樣，科伊爾的論述中反復提到經濟學應有社會道德感，承擔社會責任，卻無法用自己對待“大男子主義經濟學”的批評方式正視自己的道德觀中是否存在同樣先天（a priori）的偏見，如把生產力與環境保護對立起來，或把“社會福祉”簡單化為統計學意義上一份“你快樂嗎”的問卷，甚至用一些比較粗魯、很不準確的比方，如“經濟學家通常會因為更多人買丹·布朗的小說而不是阿爾貝·加繆的小說而認為前者的小說更好”，來指責經濟學家。

最終，戴安·科伊爾的《螺絲釘與魔鬼》有其潛在的目的性，也就是支持觀念主導的政治經濟學，反對計量宏觀經濟學，支持把當下左翼的道德觀念融入經濟政策，反對AI量化交易讓金融業瘋狂生長。然而與她反對的對象一樣，科伊爾也可能低估了螺絲釘的多樣性，高估了弗蘭肯斯坦的能力。而我們的現代經濟學，它究竟有什么用處，這一問題依然懸而未決。

《螺絲釘與魔鬼：經濟學到底是什么且應該是什么》（Cogs and Monsters：What Economics is，and What it Should Be）

戴安·科伊爾（Diane Coyle） 著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年10月版

標簽： 宏觀 經濟學 經濟危機 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