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1912，是辛亥革命的年份，轉眼110年過去了。跟頗有些即興曲式的、由一連串意外“湊成”的革命本身相比，革命前那20來年（1890~1912）更值得關注，畢竟搞近代史的都想弄清楚，為什么清王朝在“同光中興”30年和北洋水師大躍進（當時在世界上的排位有三、四、五、六、七、八、九各種說法，其中以第六、第四兩說為多）之后，卻遽然在這20年時間里一潰千里。

有一種聲音，認為辛亥革命是清廷立憲改革失敗的后果，這個觀點多少有點似是而非。

改革失敗并不必然很快帶來革命，它可以很干脆地被扼殺，然后是政權長時間的茍延殘喘。這個過程有可能持續幾十上百年。比如張居正的改革，現在一般取肯定態度，但張的改革路徑是通過大力加強中央集權來抵御地方勢力擴張造成的政令不行與制度失效。然而這樣的改革注定是短暫的，一旦鐵腕人物因各種原因失去權柄，改革措施極可能被全盤顛覆。張居正死后，明朝即刻走回老路，茍延殘喘數十年，直至滅亡。所以判斷晚清改革成敗之標準，并不在于立憲與否，而在于中央與地方就集權與分權進行博弈時雙方能否充分妥協（從“拳亂”中南方各省督撫的“東南互保”，顯見晚清地方勢力早已尾大不掉，擁有了充分的議價能力）。辛亥革命的一大導火索，便是立憲準備過程中滿洲少年親貴篡奪大權，所謂“皇族內閣”令地方士紳階層極度失望。立憲之成敗只是表象，地方士紳對清廷收權之不滿，才是他們最終倒向革命的關鍵。

很多人習慣于大而化之地說，王朝末年天下大亂，農民起義風起云涌，血腥爭奪幾十年，終致改朝換代——這種簡易版王朝循環說，似乎就是一般人的中國歷史觀。但如果仔細分析，每一個王朝末年碰到的情況都是極不同的，雖然其表象一定是皇權的控制力極度衰落。

比如我們可以比較一下東漢末年與晚清。首先要對士族與宗族這兩個概念作個大致的區分。簡單來說，士族源于先秦貴族社會的遺風，盡管秦始皇廢封建，漢初又推行移徙大族的政策，但貴族門第并未真正消亡，而是改頭換面延續下來。到了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后，春秋戰國時代的“游士”因成為國家官僚體制的一員，其身份、權勢等都相對固定下來，與強宗大族（他們看到士極受重視因而大力鼓勵子弟讀書）結合，便成為中國歷史上占據重要地位的“士族”。這種貴族化的士家大族，雖然會出不少“先天下之憂而憂”的俊杰，但總體上當然更傾向于自利的“家”。自西漢末年起動輒令百姓銜恨、王朝動蕩卻始終難以觸動的土地兼并，即根源于士族的自利行為（試圖將其一鍋端的中央集權式改革家王莽，只能落得身敗名裂的下場）。到了東漢末年，大批地方豪族已經“土豪劣紳化”，徹底成為“反社會”的利益集團，圍繞他們建立起了錯綜復雜的關系網絡，以至大量豢養“家兵”，豪強地主莊園對土地的兼并、侵吞越發肆無忌憚，狂飆一般令中原赤地千里的“蒼天當死黃天當立”，也就不可避免了。

晉以后，北朝為胡姓統治，原先的士族要么被消滅，要么南渡，并且在流徙過程中以及之后，耗盡了他們的能量；等到宋代重新出現宗族，其意義已經根本改變，純正的血統已經不再占據統治地位，而是因科舉功名而可以不斷誕生新的宗族（雖然在修家譜時免不了要去攀附子虛烏有的同姓高貴祖先），并且宗族也不再以高門大院為限，其勢力范圍拓展為有親緣關系的各個階級、階層共同體，也就成為最基層的地方社會原型。尤其隨著明清皇權專制的登峰造極，士大夫與帝王的博弈能力明顯下降，不得已，一部分政治能量轉向，試圖通過對地方基層的影響，來輾轉地延續儒家的社會理想。相對東漢豪族以家族利益為核心訴求而言，晚清宗族的社會性顯然更高。

也正因此，即便太平天國（以及同時期席卷幾乎整個帝國的各種暴亂）如此風卷殘云般的巨大動蕩，再加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攻占帝都的沉重打擊，清王朝居然能挺過來，并且在平定太平軍和捻軍后迅速進入維持近30年的“同光中興”局面，地方基層穩定的士紳宗族社會結構功不可沒，其抗擊打能力和復蘇、再生能力之強令人咋舌。因此辛亥才是一場低烈度的政治革命，而非深度動員的社會革命，它依然基本維持了士紳宗族社會結構的穩定——當然，從另一個角度說，這也正是魯迅在《阿Q正傳》里所尖銳諷刺的“不徹底性”。

《東漢的豪族》

楊聯陞著

商務印書館 2011年12月版

《皇帝和祖宗：華南的國家和宗族》

科大衛著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8年1月版

標簽： 辛亥革命 晚晴 改革 東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