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四五”規劃綱要發布以來，二次城市化成為各省市規劃的重點，不少地方提出要爭做二次城市化的排頭兵。

然而，現實中卻面臨疑惑。

“飽和”與“不足”并存

改革開放后的40年，中國GDP得以一躍為世界“老二”，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大規模城市化是主戰場。

1949~2021年，中國城市化率從10.64%幾乎一路單邊上揚，2021年達到64.72%。不過，從2012年到2019年，城市化率增幅相對平穩。

專家普遍認為，這是中國城市化經過前期高歌猛進后進入中高速平穩推進的后半段所致，吻合西方經典的城市化路徑。

然而，無論從背后推手還是中國特殊國情的角度來看，都決定著中國城市化注定無法走完西方經典路線。

如，京滬城市化率已趨于飽和（分別為87.5%和89.3%），而廣大三四線城市仍遠落在后面。

鑒于巨大的離散度，在城市化過程中，“飽和”與“不足”并存。

二次城市化如何展開

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No.22》預計，2035年后，中國城鎮化率峰值大概率出現在75%至80%。與此同時，世界上發達國家城鎮化率均超過80%，并趨于穩定。

但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2021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4.72%。因此，中國城鎮化遠未到后半段。

如果說一次城市化是將鄉村變成城市，那么二次城市化則是將城市變成都市，中國將迎來更為猛烈的二次城市化浪潮。

基于發展縱深和城市發展狀況，二次城市化不僅是上一輪城市化的版本升級（對以往城鄉割裂的歷史回擺），更將從六大新維度鋪展開來。

第一，特大城市外圍式發展。

北、上、廣、深這四個人口千萬級的超級特大型城市，其城市發展并未如輿論普遍認為的那樣已經走到盡頭，而是轉戰至外圍式發展。

外圍式發展反映了世界特大型城市的一般規律，當年美國的紐約、芝加哥等城市紛紛呈現企業、人口郊區化特征，“到中心城區幾十公里以外的小鎮上去”成為趨勢，即為明證。

在當今互聯網經濟（互聯網以光速將世界一網打盡，幾可抹平一切時空差距）的推波助瀾之下，由新經濟、新科技、新能源“雜合以治”的新興產業，為特大城市“二次崛起”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外圍式發展將更加順理成章，水到渠成。

北京這些年來“攤大餅”式擴張，人口過度集中，交通擁堵、環境污染、公共服務、社會治理等交易成本劇增，大大削弱了城市高效配置要素的能力。因此，雄安新區橫空出世，有其現實理由。

而上海僅6340.5平方公里，也容不下未來發展的宏偉目標。

某種意義上，超級大城市這種收斂型發展到一定階段，內部已無法支撐其發展，勢必向外圍突破。

倫敦、巴黎、東京已走在了前面，尤其日本學習大倫敦規劃的綠化帶計劃，在東京都外圈地域用綠化帶將城市和人分隔開來，不允許興建住宅，最終形成中心城區—綠化帶—衛星城市的空間模式。

一定程度上，國內一線城市都將走上這條發展之路。

未來，“市中心體現特大城市的繁華，外圍體現特大城市的實力”，將成為特大城市外圍式發展的新特色。

特大城市的二次城市化，除了自身獲益，更能輻射帶動整個周邊城市的崛起。

第二，大城市核心功能釜底抽薪。

所謂大城市，在中國指的是二線城市及省會級城市，人口幾百萬人甚至近千萬人。這些城市的核心功能將發生釜底抽薪式的重大變化，即從制造業重鎮轉變為體驗經濟的“肥田沃土”。

當然，這種顛覆并非自說自話、憑空而生，而是由城市發展的內在邏輯決定，并與新經濟時代城市核心功能異化密切相關。

省會級城市核心功能的顛覆與創新，意味著舊的經濟模式被拋棄，新的經濟形態應運而生。新舊切換之間，將實現增長替代。

第三，縣級市區域聯動。

中國約有2800個縣、660個城市，幾乎每個縣城都面臨“3+1”個變化。“3”是指三大交通網絡：機場、高鐵、高速公路，“+1”是指加上互聯網。

這“3+1”個變量，將引領前所未有的區域經濟大變局，市場經濟馬太效應顯現，縣級城市大洗牌及產業結構大調整將不可避免，有些城市會順勢崛起，有些則加速被虹吸、被邊緣化。

在此過程中，縣區經濟將從各自為政的“孤島”，在“3+1”驅動下進入“聯動”時代，以基建、產業布局、公共服務、城鄉規劃、環保“五個一體化”為抓手，統一大市場將倒逼僵化的行政壁壘分崩離析，從而促進政府與市場轉型提速；地區間資源整合與產業分工協作等將獲得前所未有的提升，區縣聯動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第四，成千上萬個特色小鎮成為農村就地城鎮化的主要載體。

未來農村經濟增長點在特色小鎮。

目前，全國有建制鎮約1.8萬個，成規模的鄉鎮約2萬個，二次城市化要解決近4萬個鄉鎮的經濟發展問題。

根據國家發改委數據，全國各省份特色小鎮清單內保留了1600個左右特色小鎮。每個鎮行政區劃一般幾十到幾百平方公里，具有城市形態的核心鎮域約2～3平方公里，基本實現需要3年投資50億元。

而未來二三十年，4萬個鎮都將發生類似的重大變化，對GDP的支撐力度不可估量。

二次城市化中，特色小鎮將成為城鄉經濟勾兌的樞紐。

被樹為典型的特色小鎮，沒有一個是與城市經濟毫無關聯的，相反，越是成功的小鎮，越是充分利用了城鄉經濟相融合的梯度紅利與創新紅利。

同時，老經濟在上一輪城市化、工業化登峰造極的過程中已全面走向過剩，新經濟需要新空間，新空間也樂于接納環境友好的新經濟，特色小鎮自然成為新經濟的制高點。

此外，特色小鎮集產業、旅游、休閑、消費等諸多體驗經濟元素于一身，恰好是商業投資新的切入口。

第五，灣區經濟大行其道。

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沿海約60公里的范圍內，人口在250萬人以上的城市有2/3位于潮汐河口附近。

據世界銀行統計，全球60%的經濟總量來自港口海灣地帶及其直接腹地。而發展條件最好的、競爭力最強的城市群幾乎都集中在沿海灣區。

若以2010年GDP計算，將灣區視為國家，那么東京灣、紐約灣、舊金山灣在全球國家的經濟排名分別為第9位、第14位和第23位。

中國的地緣處于陸權和海權之間的樞紐位置，注定陸地、海洋齊頭并進，灣區作為大陸與海洋的接駁地，恰恰就成了海洋“補課”的絕佳載體。

因此，中國勢必對外爭取海洋空間、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對內發展海洋經濟、著力建設灣區。

就灣區經濟產生的時代機緣而言，前三輪世界灣區的誕生邏輯上看實體貿易，并追隨世界工廠的轉移，從美國到日本，如今再到中國，也自然合情合理。

粵港澳大灣區類似美國舊金山的灣區經濟，粵港澳、杭州灣、渤海灣正加速推進，整個沿海地區迎來二次城市化新亮點。

第六，超級都市圈將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增長極。

在發達國家，都市圈經濟正成為一個國家進入后工業化時代最明顯的特征，并且是一個區域內最重要的增長極。

都市圈經濟的出現，首先出現在經濟較發達的地區，以一個或少數幾個大型城市為核心，以圈域內若干個不同等級、不同規模的城市為次中心，進而輻射周邊區域。

一定意義上，這是特大型城市外圍式發展的進一步延伸。

摩根士丹利報告《中國城市化2.0：超級都市圈（群）》預測，到2030年，中國將有超10億人口居住在城市，或將形成長三角、京津冀、粵港澳大灣區（即珠三角）、長江中游及成渝五大超級都市圈（群）。

這五大超級都市圈（群）將貢獻GDP增長的75%及城市人口增量的50%，未來，中國經濟將由點狀拉動到組團式發展，這五大超級都市圈將構建起中國經濟新增長極，成為二次城市化的先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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