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拔3700米的甘孜塔公草原，僧人久美和友人耗費19個月，在2018年建起了一座可以看見雪山的圖書館。圖書館被命名為納朗瑪，在藏語中意為“森林里”。

孩子們放假的時候，這座圖書館會格外熱鬧。19歲的女孩拉姆是這里的常客。她最愛的書是《巴黎圣母院》，最喜歡的主人公是卡西莫多。“他是親人和社會遺棄的人，但內心很純潔。我覺得內心美才是真的美。這讓我對自己也有了一些信心。”拉姆也愛寫作，寫關于親人和家庭的小說，但她有時也會感到迷茫，不知道寫作能不能真正幫到日夜勞作的母親。

紀錄片《但是還有書籍》攝制組在2020年的夏天來到納朗瑪圖書館，記錄下了久美和拉姆的故事。不久后，拉姆如愿考上了西南民族大學藏語言文學專業，導演組都感到特別開心。攝制團隊在第二年專程去了拉姆的學校，她變得更開朗也更自信，希望以后找一個離母親近一點的學校當老師，業余做一些藏語文學翻譯的工作。

在拉姆身上，羅穎鸞看到“閱讀的意義”脫離了抽象概念、落入泥土長出具體的果實，一個迷茫的女孩在書籍鋪成的道路上蹣跚前行，并借此瞻望到一點點亮光。“她對《巴黎圣母院》的喜愛，讓我想到最初對書的興趣。我們總是從概念出發，談論閱讀的意義。在拉姆這里，你會感覺到書籍對人在精神和心靈上的指引，看到閱讀落到實處對人的療愈和鼓舞。”

日前，《但是還有書籍》第二季上線B站，延續第一季的風格，將目光繼續投向與書籍有關的人和事。這一系列第一季和第二季均獲得了豆瓣9分以上的評價。一些較為冷僻的書籍，諸如《寂寞的游戲》《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秋園》，都在紀錄片播出之后銷量上揚。

一部紀錄片并不承載改變或者啟迪的使命，但記錄這些仍在堅守著的人與事，能夠給今天的觀眾帶來些微的情感觸動。

在講述譯者的《詞語擺渡人》一集中，譯者包慧怡引用詩人伊麗莎白·畢肖普的“忘我而無用的專注”形容“專注”這件事給她帶來的無可剝奪的幸福感。在羅穎鸞看來，這句話可以用來形容紀錄片中的許多人：“他們站在這個時代所追求的流量和KPI的反面，在很緩慢地做一件事，而且做的都是一些非功利的事情。他們身上有許多現代人所缺失的東西。”她希望觀眾在看完紀錄片之后，可以重新思考這些問題，將那些丟失的東西找回來。

“希望他們多賣掉幾本書”

《但是還有書籍》的片名靈感來自詩人切斯瓦夫·米沃什的一首同名短詩：“盡管地平線上有大火，城堡在空中爆破，部落在遠征途中，行星在運行，‘我們永存’。”第一季于2019年年末上線。

羅穎鸞告訴第一財經，疫情對拍攝工作造成了較大影響，原本希望拍攝翻譯中文著作的國外譯者，比如《三體》譯者劉宇昆、莫言作品譯者陳安娜都未能成行。去年，羅穎鸞喜歡的詩人胡續冬去世，也讓她覺得特別遺憾。

在導演手記中，羅穎鸞寫道：突如其來的疫情，喜歡的詩人去世，太多的哀痛和惶惑。但也因此更清楚了為什么要做這個紀錄片。“想記錄和留存下我們鐘愛的那些編輯、譯者、創作者的故事，并且希望他們能因此多賣掉幾本書；另一方面，在走馬燈一樣變幻的現實世界里，他們沉靜專注的身影，以及他們的書和作品，都曾給予過我莫大的力量，而我希望你們也同樣能從中得到安慰和力量。”

半年籌備工作之后，2020年6月，以出版人張立憲將《讀庫》庫房搬遷至南通的事件為起點，第二季的拍攝工作陸續進行。這一季中，除了延續第一季的編輯、譯者的故事之外，也增添了不少新的角色，比如出版人、漫畫家、圖書館人等。

第一集《我們的圖書館》上線后，很多觀眾留言說，這就是他們的理想職業。98歲的版本目錄學家沈燮元、國家圖書館管理員顧曉軍、納朗瑪圖書館創始人久美的故事，串聯起圖書館前世今生的功能與價值。一生鉆研一門學問，到老還在不斷學習的沈燮元說：“一個人活在世界上不能老是玩嘛。”顧曉軍捧讀《最后一課》的選段，難掩情緒潸然淚下，他如此形容圖書館：“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地位，進入到這里，就是平等的。通過閱讀，找到心靈的安慰，這不就是詩和遠方最終的歸宿嘛。”

人們給予譯者以“盜火的普羅米修斯”的褒揚。在鄭蘇杭看來，譯者的確是最不需要做翻譯工作的一群人：“他們能夠輕松看懂原著，但還是專門投入時間和精力，一字一句翻譯成中文，翻譯成讓讀者更能夠接受的表達方式，通常稿費也不多。如果不是熱愛這些作品，他們不會去做這么辛苦的工作。”

觀眾被紀錄片中人物精神世界的富足與純凈所打動。但精神世界的豐饒并不許諾優渥的物質生活，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過著相對清簡的生活。羅穎鸞覺得，這些人身上的確存在某種共性：“精神和知識的滿足給他們的生活帶來很大的快樂。他們的確對世俗的欲望沒有那么強烈，普遍物質需求比較低，選擇了我們所界定的成功之外的另一種路徑。”

苦樂參半的書業

書籍并不是空氣和水那樣必須攝入的養分。短視頻、社交軟件、影視劇、游戲，供給人們精神娛樂的方式日新月異，閱讀成為次要的選擇，書籍成了“瀕危物種”。這樣的情況在今天有了微小的改觀。去年讀書日，第十八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結果顯示，2020年我國成年國民人均紙質圖書閱讀量為4.7本，人均電子書閱讀量為3.29本，紙質圖書閱讀率和數字化閱讀接觸率均高于2019年，呈上升趨勢。

從《書迷》到《但是還有書籍》，自2018年開始，羅穎鸞將較大部分精力投入到與書有關的拍攝當中。這些年，她見證著這個行業的沉浮。紀錄片播出之后，觀眾的喜愛也讓羅穎鸞產生擔憂，會否誘惑年輕人進入出版行業，卻發現現實和理想有出入。不過，她也向第一財經提到，書業并不像一些人所哀嘆的那樣只有凄苦，一些正向的、積極的事件也在發生。

在《出版人的日與夜》中，出版人的經歷折射著行業的多個面向。羅穎鸞告訴第一財經，樂府文化創始人涂涂就對出版業抱有樂觀態度，“他覺得閱讀的狀況是越來越好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一本書可以賣到百萬銷量，是因為那個時候書的種類很少。今天有越來越多出版社，越來越多的圖書品種，盡管均攤到每一本書的銷量不是特別多，但總體閱讀數量是在增加的。”

而從資深出版人楊全強的經歷來看，出版業仍然是一個比較慘淡的行業。楊全強一直覺得，出版業就是要勇敢，不怕賠錢，但經營公司考慮更多的是投入產出回報比，由于理念沖突，他離開了一手打造的“上河卓遠”，創立了行思文化。出版人也在通過自己的智慧，打破中間商渠道商層層盤剝的困境，張立憲創立了自營自銷的出版業模式，克服了諸多困難，《讀庫》迄今已持續出版16年。今天他很少談理想和情懷，“我就是個商人”。這些出版人身上共同的特質，是以十年甚至二十年的眼量，傳播他們認為足夠好的東西，找到這個時代真正的作品，抵抗文學和語言的劣化。

鄭蘇杭告訴第一財經，她也注意到最近一段時間，人們對譯者生存現狀的關注，對付出與回報不平等的質疑，這也是她希望能夠在未來去討論的。不過，她也覺得，有時候關注的目光從譯作本身轉移到了個人生活經歷上：“實在有太多我們看不見的譯者，希望大家可以更關注他們的譯作本身。”包慧怡也提到：“身邊還有許多邊熱愛邊掙扎于日常的可愛譯者，希望更多寬容和實際支持能給到這些活生生的‘詞語擺渡人’，而不是僅僅當譯者成為新聞關鍵詞或陷入悲劇時。”

羅穎鸞希望，在這個碎片化的快節奏的時代，《但是還有書籍》能夠讓曾經的愛書之人，重新回想起讀書時的愉悅感受，以此為契機，重拾閱讀的興趣。鄭蘇杭覺得，改變是一件需要長時間去做的事：“希望大家看到有這樣的人在做這樣的事，推動著文化向前發展；或者以后讀外國文學的時候，稍微留心一下是誰翻譯了這部作品，就讓人覺得很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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