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危機持續，歷史在這一系列事件中扮演了何種角色？是什么讓烏克蘭人不同于俄羅斯人？為何各方在烏克蘭采取的行動會造成巨大的國際震動？近要理解當今烏克蘭局勢以及這場危機對世界的沖擊和趨勢，不妨從哈佛大學烏克蘭研究院院長浦洛著作《歐洲之門：烏克蘭2000年史》入手。第一財經經出版社授權，節選部分內容以餮讀者。

作為一個政治體的基輔羅斯并無公認的誕生時間，其末日卻精確到日，即1240年12月7日。這一天，蒙古人，又一群來自歐亞大草原的侵略者，攻陷了基輔城。

從許多方面而言，蒙古人對羅斯的入侵標志著草原政治體重新成為這一地區政治、經濟乃至（某種程度上）文化的主導力量。它終結了基輔羅斯境內各個基于森林地帶并一度統一的政治體及社會的獨立地位，也終結了它們與黑海沿岸（主要是克里米亞）和更大的地中海世界保持聯系的能力。蒙古人將時鐘調回到哈扎爾人、匈人、薩爾馬提亞人和斯基泰人的時代，即草原政治體控制內陸并從通往黑海諸港的商路中獲益的時代。然而蒙古人是一支遠比他們之前任何草原民族更為可怕的軍事力量。在蒙古人之前，草原民族最多只能統治歐亞大草原的西部，通常東起伏爾加河流域，西至多瑙河河口。蒙古人則控制了整個歐亞大草原，囊括了東至阿姆河和蒙古高原、西至多瑙河和匈牙利平原之間的土地——至少在其初興時做到了這一點。他們建立起“蒙古治下的和平”，即一個由蒙古人掌握、由眾多屬國和半屬國組成的政治復合體。羅斯地區在這個復合體中處于外圍，同時又是其重要的一環。

蒙古人的到來打碎了基輔羅斯國家政治統一的迷夢，也終結了羅斯地區真實存在的宗教統一。蒙古人承認了羅斯地區王公統治的兩大中心，即位于今俄羅斯境內的弗拉基米爾-蘇茲達爾公國和今烏克蘭中西部的加利西亞-沃里尼亞公國。拜占庭人效法蒙古人，將羅斯都主教區也分為兩部分。以基輔為中心的羅斯國土上的政治和宗教統一從此瓦解。加利西亞王公和弗拉基米爾王公開始集中力量在自己的領土上建設自己的羅斯國家。雖然這兩個公國都聲稱擁有“羅斯”這個名字，它們的地緣政治軌跡卻已分道揚鑣。雙方的王朝傳承都來自基輔，也從基輔繼承了他們各自的羅斯法律、文學語言以及宗教和文化傳統。雙方也都屈從于陌生的蒙古統治之下。然而他們對蒙古人的依附性質卻不相同。

蒙古人在弗拉基米爾統治著今天屬于俄羅斯的土地，直到15世紀末。這個時期后來被稱為“韃靼之軛”，得名自蒙古軍隊中說突厥語的部落。數量并不多的蒙古人離開之后，韃靼人仍留在這里。將蒙古人的統治描述得極為漫長而嚴酷是傳統俄羅斯歷史學界的特點之一，并一直影響著人們對這一時期整個東歐歷史的理解。然而，進入20世紀之后，俄羅斯歷史書寫中歐亞學派的支持者向這種關于蒙古統治的負面看法提出了挑戰。蒙古人在烏克蘭地區的歷史也為糾正傳統的“韃靼之軛”式批評提供了更多材料。在加利西亞和沃里尼亞王公治下的烏克蘭，蒙古人比在俄羅斯表現出更少的侵略性和壓迫性，并且統治的時間也較短，事實上在14世紀中葉就結束了。這一差異將對兩個地區及其人民的命運產生深遠的影響。

蒙古在世界舞臺上的突然崛起始于蒙古草原地區，時間是1206年。當地一個部落的首領和軍事指揮官鐵木真在這一年將許多部落聯盟統一起來，獲得蒙古部落可汗的稱號，并在去世后被稱為“成吉思汗”。在成為蒙古最高統治者后的第一個十年里，他大多數時候都在同中國北方人作戰，并將他們的土地首先納入其迅速膨脹的大帝國。他的下一個巨大的收獲是中國以西、位于絲綢之路上的中亞。到了1220年，布哈拉、撒馬爾罕和喀布爾都已落入蒙古人之手。接下來他們在1223年擊敗了波羅維茨人和伏爾加保加利亞人（以及部分羅斯王公）。此時蒙古人也侵入了克里米亞，并奪取了這里的要塞蘇達克，它是波羅維茨人地區的絲綢之路貿易重鎮之一。

在成吉思汗于1227年去世之前，他將國土分給了自己的兒子和孫子們。他的兩個孫子獲得了最西的部分，包括當時中亞和伏爾加河以東草原。兩人中的拔都可汗對這份遺產并不滿足，將其國土的邊界向更西推進。這次推進即是人們熟知的蒙古人對歐洲的入侵。1237年，蒙古人圍困并攻陷了弗拉基米爾-蘇茲達爾公國東部邊境上的梁贊。公國都城弗拉基米爾在1238年2月初淪陷。弗拉基米爾的保衛者們在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修建的圣母安息大教堂進行最后的抵抗，于是蒙古人放火焚燒了教堂。抵抗格外堅決的城鎮都遭到屠城的下場。在堅持了幾個星期之后才陷落的科澤利斯克就是一例。羅斯王公們盡了他們的最大力量來阻擋蒙古人的進攻，但由于各自為政，又缺乏組織性，他們根本不是高度機動又協調一致的蒙古騎兵的對手。

蒙古人在1240年逼近基輔。他們的龐大軍隊令守軍膽寒。一位編年史作者寫道：“他那些大車的吱呀聲、他（拔都）那些多到數不清的駱駝的叫聲，加上他的馬群的嘶鳴，蓋過了一切聲響。敵人已遍布羅斯的土地。”基輔人拒絕投降，于是拔都用投石機摧毀了基輔的城墻。那是建于“智者”雅羅斯拉夫時代、用原木和石塊修筑的城墻。市民們涌向圣母安息大教堂，那是弗拉基米爾為慶祝自己受洗而修建的第一座石質教堂，然而教堂的墻因避難者和他們的行李太重而倒塌，將他們活埋。圣索菲亞大教堂得以幸存，但同城里其他教堂一樣，其珍貴的圣像和器皿被洗劫一空。勝利者在城中大肆劫掠，寥寥無幾的幸存者則滿心恐懼，藏身在基輔的廢墟中——這座輝煌一時的都城，曾令其統治者們夢想比肩君士坦丁堡。奉羅馬教皇之命前往蒙古覲見大汗的使者若望·柏朗嘉賓在1246年2月經過基輔，對蒙古人攻打基輔地區造成的后果留下了以下描述：“在穿越這片土地時，我們看見死者留下的數不清的骷髏和尸骸，遍布原野。”

基輔遭到蒙古人致命重創，在未來的幾個世紀里都沒能恢復其昔日的地位和繁榮。然而基輔和佩列亞斯拉夫的居民們并未完全放棄這片土地，沒有像一些19世紀俄羅斯學者以為的那樣，遷往伏爾加河和奧卡河流域。如果基輔居民不得不逃離草原邊緣地帶，他們也有足夠多的機會，在離家鄉更近的普里皮亞季河和德斯納河沿岸的烏克蘭北部森林地區找到避難所。在普里皮亞季森林和喀爾巴阡山脈山麓丘陵一帶能發現最古老的烏克蘭方言并非偶然，因為這里的森林、沼澤和山地阻擋了游牧民族的攻擊。

《歐洲之門：烏克蘭2000年史》

[烏克蘭]浦洛基 著

中信出版社·新思文化 2019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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