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億萬富豪指數”顯示，截至2022年三季度末，全球最富有的500人中，印度有22位上榜，且每個人的財富總量都超過了50億美元，相比于20年前印度18位上榜但僅有5位身價超過10億美元，如今印度富人的資產呈加速膨脹態勢，同時拉大了本已十分嚴重的貧富差距。

諾貝爾經濟學家阿比吉特·巴納吉、埃絲特·迪弗洛領銜撰寫的《2022年世界不平等報告》指出，印度是貧窮且非常不平等的國家。通過巨大貧富鴻溝以及極度不平等的客觀事實，我們可以清晰看到印度經濟諸多扭曲鏡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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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象之一：典型的富豪經濟

窮國產富豪是印度國內媒體對本國財富增長結果的一致性評價。按照國際發展和救援組織聯盟樂施會的調查報告，印度平均每天產生70名新的百萬富翁，一年可產生18位新的億萬富豪。《財富》雜志稱，印度是生產富豪最快的國家，也是亞洲億萬富翁最多的國家。按照《財富》印度富人排行榜，2022年印度有142名億萬富翁，擁有8320億美元的財富。

此外，印度富豪還是亞洲首富席位的常客，除了企業家穆克什·安巴尼與高塔姆·阿達尼在亞洲首富位置多年輪流坐莊外，今年72歲的印度女企業家薩維特里·金達爾登頂亞洲女首富，再次刷新了印度富豪在眾人心目中的存在感。

印度富豪不斷增多無疑是本國經濟增長的結果，但也說明社會財富越來越向少數頭部階層集中。瑞士信貸集團發布的全球最新財富報告顯示，至2021年底，印度收入最高的前10%占國民總收入的57%，最富有的10%的人擁有全國財富的76.3%，最富有的1%的人掌握40.5%的財富。

在新冠肺炎疫情襲擾與經濟增速失速背景下，絕大多數國家的富豪資產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縮水，只有印度富人的財產不減反增。疫情發生的當年，阿達尼的凈資產在500億美元左右，如今膨脹至1346億美元；安巴尼2019年身家為524億美元，如今暴漲至940億美元。

具象之二：貧富差距加大

樂施會報告認為，印度是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同時也是窮人最多的國家。與全球主要經濟體相比，印度近20年GDP增速動輒7%以上，去年GDP總量還首次突破3萬億美元，晉升為全球第五大經濟體，即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印度今年GDP增幅調低到6.8%，也將是在全球排名數一數二。

不過，統計資料表明，僅過去25年里，印度前1%的富人賺取的財富比印度底層50%的人賺的高數十倍，多達50%的印度底層民眾只獲得了社會全部收入的13%。

還必須強調的是，既然經濟增長與大眾財富變動不會發生正向關聯，那么經濟處于下滑或者萎縮周期時，底層百姓所受到的傷害會更嚴重。根據印度阿齊姆·普萊姆基大學的分析報告，印度有84%的家庭在疫情以來收入出現銳減，1.5億印度人負債額上漲50%以上，絕對貧困人口翻番，超3300萬中產階級返貧。

社會財富的蛋糕是固定的，富與窮是財富結構的兩個對立面，一個國家的富人越來越多，如果沒有有效的再分配機制，窮人必然越來越多，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就越拉越大。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22》報告，印度人口已達14.12億，其中處在貧窮線以下的人口為7.8億，占整個社會財富量的比例低至4.8%，同時還有2.28億絕對貧困人口，占比為世界最大。橫向比較看，印度收入最低的50%的人與收入最高的10%的人收入相差20多倍；另外，印度中產階級也相對貧窮，平均財富為73萬盧比（約0.89萬美元），占社會總財富的比例不到30%。

《2022年全球不平等報告》認為，由于過去三年印度政府發布的不平等數據質量嚴重惡化，導致評估最近的不平等變化顯得特別困難。受到影響，印度基尼系數已由20年前的0.747一路飆升到目前的0.823。

具象之三：社會等級森嚴

收入與財富的不平等緣于社會地位的不平等。印度種姓制度將民眾分為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四個等級，首陀羅之下還有一個被稱為“賤民”的達利特。社會地位的不平等代表著占有公共資源的不平等。婆羅門、剎帝利兩個階層的孩子入學率和升學率都是100%，留學率達到67%，但與此同時，印度文盲人數近三億，成人識字率始終不足50%。

不僅如此，盡管低于25歲的印度人口占總人口的一半，但只有7%的印度青年能獲得大學文憑。對應著教育資源的分配割裂，婆羅門、剎帝利兩個層級壟斷了全國80%以上的優勢工作崗位，而達利特占據的工作崗位只有1%，且只能從事清理下水道、運輸垃圾等最低級工作，薪水微薄到難以養家糊口，同時每年有超過400個左右的達利特在清理下水道時死亡。種姓制度在印度已經持續了3000多年，已經成為了阻撓社會階層流動的強大桎梏。

具象之四：經濟結構失衡

由于工業基礎設施落后和資本投入額不足，印度選擇繞過制造業，依靠服務業來推動經濟增長，目前第三產業占印度GDP超過六成，但并沒有形成足夠強大的就業能力，不僅通信信息服務、金融服務等行業的高門檻將很多人擋在門外，而且印度服務企業的在職員工沒有社保，流動性極強，勞動關系十分脆弱，失去工作后很容易一夜致貧。與此同時，作為勞動密集型的印度制造業僅占GDP的23%，吸納就業能力更是非常有限。

印度經濟“二元結構”特征也格外分明。印度獨立后，尼赫魯·甘地家族領導印度全力推行計劃經濟，限制農業投資，甚至以農業反哺工業建設，再次加劇了貧富差距。后來，由于陷入體制僵化的泥淖，印度工業化道路阻力重重，同時農業依舊弱勢。

目前，印度80%的人口以農業為生，且印度農業有著強烈的自身特征。一方面，印度農業還以粗放型耕作模式為主，大規模作業、農機械化耕種程度較低，因此農業的集約化與現代化水平不高，由此決定農業勞動者報酬非常之低。

另一方面，印度農村土地歸私人所有，農民只有租用地主的土地從事農業生產，因此，雖然印度耕地面積為世界第一（接近2億公頃），糧食產量已經突破3億噸，但基于對自身最大化利益的追求，土地所有者將絕大部分糧食用來出口，印度在成為糧食出口大國且出口量創出歷史新高的的同時，也成為在全球“饑餓指數”排名中最靠前的國家之一。

根據聯合國的調查數據，印度饑餓人口約1.9億，占其國內人口的14%，其中近20%的5歲以下兒童處于明顯的饑餓狀態。有印度學者調查發現，與大城市高管的工資相比，農民需要花800年才能抵達前者的水平，即使按照印度政府的貧困標準，農村人每天的花費也要比城市人少15盧比，農村實際上成為了印度貧困人口的集聚區。

具象之五：裙帶關系突出

親緣裙帶、地緣裙帶、政商裙帶在印度并不是什么秘密。阿達尼集團董事長阿達尼和信實集團執行長安巴尼既是同胞也是同鄉，這兩人又與印度最大集團塔塔集團董事長拉坦·塔塔都來自古吉拉特邦。多層群帶關系讓印度富豪更容易團結起來一致對外，也可以找到個人財富的避風港。《美國商業內幕》網站指出，印度億萬富翁通過政商關系的運作保住了他們99%的財富，而世界上其他地區的億萬富翁則因為國際形勢動蕩和美聯儲加息損失超過上萬億美元。

由富人經濟衍生出的裙帶經濟以及壟斷經濟可能阻礙印度經濟發展。財富向少量富人及行業集中的結果是直接壯大資本話語權，并在很大概率上形成商業壟斷。稍微觀察不難發現，印度幾乎每個主要產業都由一至兩個非常強大的公司壟斷，前15大企業占了印度國家利潤的90％，印度《經濟時報》由此認為，印度已進入“億萬富翁的統治時期”。

大型企業更能獲得資本的青睞，最終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之間會形成緊密的利益關聯。印度富豪可以從國有銀行獲得大批廉價資金進行投資獲利，同時拉長還貸周期或者用后一個貸款周期覆蓋前一個貸款周期，如此循環實現空手套白狼，即便虧損，但風險最終會轉嫁到銀行。數據顯示，印度最大國有銀行HDFC銀行目前資產負債率高達88%，另一家國有銀行印度工業信貸投資銀行負債率升至89%，印度銀行業壞賬總額已達12.3億盧比。

（作者系中國市場學會理事、經濟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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