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債務上限談判僵局無法打破，讓七國集團（G7）財長發出了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將加劇的警告之聲。

13日，為期三天的G7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日本新潟市落幕。第一財經記者看到，目前已經發布的公報中并未直接提及美國債務上限的僵局，公報仍聚焦于全球金融穩定和通脹等問題。

不過，美債務上限談判僵局和美國債務違約風險議題在G7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的討論中不斷閃現，蓋過了原本議題的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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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警告稱，如果美國國會不提高借貸限額，聯邦政府最快可能在6月1日發生首次違約。

此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警告稱，如果美國領導層無法解決延長債務上限談判的政治僵局，全球經濟將受到負面影響。

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將加劇

據外媒報道，在會議上各方對美國債務危機提出警告。日本財務大臣鈴木俊一在G7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后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各方在11日晚上的一次工作晚宴上討論了美國債務上限談判僵局問題，但他拒絕給出更加詳細的說明。

英國財政大臣亨特給出了一個冷靜的評估，稱如果美國未能就提高聯邦借款限額達成協議并使其經濟增長“偏離軌道”，那將是“絕對毀滅性的”。

由于白宮和國會之間的談判陷入僵局，美國總統拜登與國會領導人就債務上限問題舉行的會議被推遲到下周。

白宮發言人表示，工作人員將在此期間繼續工作。上周各方在支出或提高債務上限方面沒有取得突破，拜登堅持要求國會無條件地提高美國的借貸限額，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則要求削減開支作為交換，到目前為止雙方都沒有讓步。

耶倫則在13日表示，僵局比過去“更加困難”，但仍對找到解決方案抱有希望。

此前，拜登曾表示，如果債務上限談判磋商困難，就放棄參加在廣島舉行的G7峰會。12日，美國白宮新聞發言人讓-皮埃爾表示，拜登仍將參加19日在廣島舉行的G7峰會，且將于17日從美國啟程。

IMF則在近期的記者發布會上專門對此作出警告。IMF發言人科扎克表示：“我們鼓勵所有有關各方走到一起，達成共識，緊急解決此事。當然，我們之所以呼吁這樣做，是因為我們擔心這對美國經濟和全球經濟都會造成嚴重影響。”

針對美國最早可能會在6月份出現有史以來的首次違約，IMF警告說，這可能導致主權債務利率上升，給已經在借貸成本上升中苦苦掙扎的國家增加壓力。

但IMF不準備就此時違約對美國或全球經濟的潛在負面影響給出一個確定數字。“美國的情況當然帶有一些不確定性。與此同時，我們在美國勞動力市場和一些基本經濟數據中看到了韌性。所以對美國，我認為現在的底線是我們在4月作出的預測仍有意義。”科扎克表示。

4月11日，IMF發布最新《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計2023年、2024年全球經濟將分別增長2.8%、3%，增速較此前預測均下調0.1個百分點。其中，發達經濟體2023年、2024年預計將分別增長1.3%、1.4%，發展中經濟體預計將分別增長3.9%、4.2%；美國預計將分別增長1.6%、1.1%，歐元區預計將分別增長0.8%、1.4%，日本預計將分別增長1.3%、1%。

誓言要與高企通脹作斗爭

在美國銀行業危機后，確保全球金融穩定的必要性成為今年G7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突出主題。

G7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會后的公報稱：“我們支持金融穩定委員會正在進行的努力，包括建立銀行審慎和處置框架，從最近的事件中吸取教訓，并確定未來加強金融穩定工作的優先事項。”

G7財長和央行行長還表示，他們將密切關注銀行業發展，并“隨時準備采取適當行動”來維護金融穩定。目前金融體系仍具有彈性，政策制定者將努力解決銀行業的數據、監管和監管缺口，他們將“解決非銀行金融中介機構的脆弱性，并解決開放式基金的流動性問題”。

他們在公報中補充說：“在全球經濟前景不確定性加劇的情況下，我們需要在宏觀經濟政策上保持警惕和靈活。”

此外，G7財長和央行行長誓言要與高企的通脹作斗爭，并確保對未來價格走勢的預期保持穩固，這表明他們中的許多人不會放松對頑固的高通脹的警惕。

公報稱：”通脹仍然居高不下，各國央行仍堅定致力于實現物價穩定，這符合各自的任務規定。他們將確保通脹預期保持不變并明確傳達政策立場，以幫助限制負面的跨國溢出效應。”

實際上，當下許多央行面臨拐點，激進的加息開始使經濟增長降溫并擾亂銀行體系。

主持會議貨幣政策討論的日本央行行長 Kazuo Ueda 表示，大多數央行似乎認為過去加息的影響尚未完全顯現，因為他們正在尋求指導未來的貨幣政策。“許多人表示，他們希望在指導貨幣政策時牢記這一點。”他表示。

IMF研究部高級經濟學家阿加瓦爾（Ruchir Agarwal）等人在近期一篇專門探討通脹和央行關系的文章中表示，當前的通脹將持續多長時間，這首先取決于以下兩方面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勞動力市場緊張和供應鏈瓶頸的持續時長，另一方面則是央行的響應措施。

阿加瓦爾等人認為，如果以歷史為參考，我們將不會在未來幾年的時間內經歷通脹失控的情況。（但一些國家可能會失去其“藍籌”狀態，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脹在新冠疫情期間已經上升所致。）不過，一些情況可能使上述評估失準。

阿加瓦爾寫道，首先，考慮到疫情的長期影響、復蘇的不確定性以及全球范圍內以高通脹應對高債務的誘惑，央行對通脹的厭惡態度可能被壓制。“通過標準的泰勒規則計算可知，一些國家需要加息至7%以上才能將通脹降低下來。”

其次，美國經濟學家科克倫認為，通過加息來應對通脹是一種粗略的工具，當通脹源于財政政策時尤其如此。阿加瓦爾寫道：“他將寬松財政下利用加息抑制通脹的做法比作駕駛員同時踩油門和剎車。他實際認為，如果人們開始懷疑政府的償債承諾，認為其會利用通脹削減債務，那么通脹可能會嚴重惡化。”

阿加瓦爾等人認為，盡管世界經濟遭受沖擊，但2025年之后的通脹形勢主要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央行有多大決心控制通脹，二是債券市場對政府償還債務且不以通脹削減債務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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