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輪醫藥反腐中，醫生與企業的關系變得微妙，導致一些正常的臨床合作開發項目也擔心受到牽連，似乎企業的人與醫生一旦發生關聯，就涉嫌利益輸送。業內人士表示，要正確看待醫生與產業界不可割裂的關系，“合作就是利益輸送”的誤解應被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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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兩篇《追問“好醫生”》系列報道中，已經探討了到底需要怎樣的醫生，以及如何培養更多會看病的醫生。而優秀的臨床醫生需要的是創新的思維，這離不開與工業、產業界的合作。醫工結合的目的也是為了更好地滿足患者的需求。

美國密歇根大學心血管研究中心醫學博士楊波教授近日的一段視頻采訪被大量轉發。楊波表示：“公眾對醫生應該有一個客觀的評價，醫生和工業、產業界的合作關系應該是很緊密的。原來在美國的觀點也是，哪個醫生和產業界有聯系，這個醫生好像就腐敗了。后來人們意識到情況并不是這樣的，醫生和產業界一起合作，可以提高產品的質量，更好地為患者服務。”

他還認為，產業界支持各種學術會議，支持醫生的培訓教育也是好事，例如亞洲的年輕醫生也可以去美國培訓等等，這些都能幫助醫生提高技能，尤其是年輕醫生。“不應該看到哪個醫生跟企業合作了，就認為企業好像給了醫生幾百萬，讓你用它的產品，其實根本不是這么一回事。”楊波說道。

醫生與產業界的合作如何以正確的方式開展？又如何去避免可能出現的利益輸送？為此，第一財經記者采訪了多名醫生和產業界人士。一些采訪對象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如果認為醫生在與企業的交往過程中涉嫌利益輸送，那么這種擔憂理論上也存在于任何一個與公職人員打交道的行業，比如大學教授與產業界合作也可能受到質疑。

業內人士都一致表示，醫學和工程的跨界合作是現代醫學技術發展的趨勢，醫學的進步離不開產業界的支持，而一個合理的制度設計能夠讓兩者配合地更加“順滑”。

醫工結合能更好地推動行業發展

“醫工交叉合作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相得益彰的事情。”一位國內醫療器械公司創始人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醫工結合一方面可以讓醫生及時了解新產品的特點以及使用要求，對提升臨床技能是有好處的，另一方面也可以真正實現創新與醫學轉化，推動行業發展，不應該妖魔化、污名化醫生和企業的合作。”

一位跨國醫療設備公司中國臨床負責人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跨國企業實際上承擔了很多國外新技術以及包括藥品在內的產品培訓，同時也承擔了一些重要的科研工作，醫生和企業相輔相成，才能提升醫療技術水平。”

漢坤律師事務所的顧泱律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客觀來說，醫藥行業的發展離不開醫生和醫藥企業的合作與交往。如果醫藥企業研發出能夠滿足部分臨床未滿足需求的創新醫藥產品，但不和一線醫生進行溝通，可能導致醫生對相關醫藥產品的認識和后續對患者的用藥指導不夠完善，相關產品無法惠及有迫切臨床需要的患者。”

某上海頭部三甲醫院主任醫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就醫療器械而言，一般醫生和產業界的合作分兩種情況，一種是醫生在臨床上發現了問題，需要解決方案，但是由于醫生不是工程背景出身，因此需要產業界來幫助實現醫生的想法；另一種是企業在產品設計過程中不知道臨床的需求和醫生的痛點在哪里，因為工程師不是醫學背景出身，所以需要醫生的參與來解決實際臨床問題。

“這兩種情況都很多，有些是企業找到我們，有些是我們需要企業，最重要的是要有這么一個連接醫生和企業的合法合規的管道和平臺，這樣雙發才能夠互相成就。”上述主任醫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微創旗下某心血管醫療器械公司高管曾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稱：“我們的與臨床醫生的合作是非常緊密的，因為新型的醫療器械研發肯定是要具備一定的臨床價值的，但是我們的工程師并沒有臨床上的知識，要開發符合臨床需求且有價值的醫療器械產品，就必須要和醫生緊密合作，去了解醫生在臨床上的需求。”

“創新往往是來自一線未被滿足的臨床需求，臨床上的痛點和難點，就是創新的來源。”一位在臨床項目開發方面擁有超過20年經驗的資深醫療行業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關鍵是制度設計的問題，發達國家醫生與企業的合作就很少被質疑，就是因為制度非常完善。”

創新轉化制度尚存“模糊地帶”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盡管醫生參與外部研發項目一般都要求告知醫院，或者通過醫院來進行參與，但實際上這些規定都還存在“模糊地帶”，沒有明確的指導文件。

一位國內醫療設備廠商創始人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醫生和企業合作比較合理又合法的方式就是通過技術創新轉化。這也是近年來醫院特別強調創新轉化的原因。

第一財經記者從上海部分醫院了解到，目前對于醫生參與的醫療創新研發項目，最終產品轉化給企業后所得收入的80%以上可以給到醫生個人，由第一發明人進行內部分配，這一比例高于目前政策所規定的70%的最低指導線。

“我認為只要是在知識產權法規之下進行的收入分配，那就是合理合法的。當然醫生和企業的合作最好是要通過醫院，職務發明走醫院也是合理的。”一位從事醫學創新轉化的醫生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除了與醫生合作研發早期的產品之外，臨床醫生還承擔大量的企業新品的臨床試驗工作。“通常臨床試驗方面的合作，我們一般是和醫院合作，很少會通過醫生個人參與。”某國內醫療器械公司高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針對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制度才能最大程度上防止醫生在與企業合作時被詬病，顧泱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為破除大家對于醫生和醫藥企業合作的偏見和誤解，需要醫生和醫藥企業在嚴格遵守反腐敗、反賄賂合規要求的前提下開展合作。”

他說道，我國監管法規為醫生和企業的交往活動劃定了“杜絕不正當利益輸送”這一條反腐敗、反賄賂監管紅線，需要被嚴格遵守；此外，業務實踐中的具體合規標準將由行業從業人員共同建立和維護。

某頭部三甲醫院擁有多項發明專利的一名臨床醫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認為如果醫生做出來的東西是創新性的，可以允許參與產業，這樣有利于整體醫療創新及醫工結合發展；但如果醫生沒有參與實質性研發及創新，比如沒有轉化專利，就從企業方面獲得產品銷售后的利益，那就有涉嫌利益輸送的風險，國外也是這樣。社會應該有一個包容的心態，不能一概而論，否則無法實現真正的醫工結合，醫生的價值也難以得到體現。”

對于如何區分醫生是否利用自己的公司或者參股公司向行業銷售產品謀求不正當利益，顧泱向第一財經記者解釋稱：“醫生如果自己開公司或參股公司代理產品，然后自己開處方銷售自己公司的產品，在行業內一般是不接受的，因為醫生基于職位和處方權具有影響力，存在利益沖突；反之，如果是醫生開發、推廣創新的產品，賣給全行業而非僅自己處方，那一般是可以的。”

他補充道，后者的情況實際上就是最自然的技術轉化路線。例如很多高校、科研或醫療機構的教授、醫生通過研究開發孵化了新技術，然后選擇通過市場的方式向國內外產業界許可授權相應的知識產權（license-out），這樣一方面新技術的開花結果可以借助產業界的力量，另一方面市場也反哺了科研。

上海律師協會侵權責任委員會主任、國浩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方詩龍也持類似觀點。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認為從產品的角度來看，如果醫生參與（例如入股）了一個企業，如果這個企業做的完全是創新的產品，那么醫生作為技術入股是現行法規所鼓勵的，但是如果醫生參與或入股的是一個成熟企業，有著成熟的產品上市銷售，新品只有一兩款，那么就有利益輸送的嫌疑了。主要是看醫生在企業從事什么樣的活動，是創新研發還是銷售活動，從這一點上來區分是否存在違法違規行為可能比較容易些。”

他還表示，本質上來說，反腐整治行動不應該打擊行業的創新氛圍和醫生的創新熱情，否則最大的受害者還是患者。“近期上海出臺的科技成果轉化創新改革試點方案，強調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長期使用權，這是一大進步。”方詩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上海“產醫融合”細則已發布

一位醫療領域專家也對第一財經記者：“我們需要需要鼓勵創新者的熱情，參考國際上比較好的做法，為病人研發出更好的醫療器械和藥物療法。”

從政策方面來看，近年來，國家和地方政府已經出臺了不少鼓勵包括醫療機構在內的人才創新政策，從科技成果轉化到轉化收益分配方面，都給予充分的支持。

第一財經記者查詢公開資料發現，事實上早在2020年初，人社部就曾出臺《關于進一步支持和鼓勵事業單位科研人員創新創業的指導意見》，支持和鼓勵事業單位選派專業技術人員到企業掛職或者參與項目合作，依據專業技術人員服務形成的新技術、新材料、新品種以及成果轉讓、開發收益等進行權益分配等，促進科技創新和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

另據去年年底上海發布的《上海市促進醫療衛生機構科技成果轉化操作細則（試行）》（下稱《細則》），在產學研醫融合方面提出，支持醫療健康產業領域企業開放式創新，引導其與醫療衛生機構建立多種形式的創新聯合體，開展合作研發，健全收益共享機制，推動多領域、跨行業協同創新。鼓勵產學研醫共建概念驗證平臺，通過概念設計、商業評價、知識產權評估、醫學評估、種子資金等概念驗證活動，驗證特定技術的商業潛力，提出科研成果商業化的方向和建議，吸引社會資本投入。

在收益分配方面，《細則》規定，以技術轉讓或者許可方式轉化職務科技成果的，應當從技術轉讓或者許可所取得的凈收入中提取不低于70%的比例用于獎勵科技成果完成人（團隊）；以科技成果作價投資實施轉化的，應當從作價投資取得的股份或者出資比例中提取不低于70%的比例用于獎勵科技成果完成人（團隊）。

在成果推廣方面，《細則》指出，鼓勵醫療機構聘請具有創新創業或投資經歷的企業家、投資人、科技人才和其他符合條件的人員兼職從事科技成果轉化，并獲得相應報酬；有條件的醫療衛生機構可以獨立建設或參與建設臨床研究中心、科技企業孵化器或眾創空間、科技成果轉化平臺等載體，并依托這些載體實施科技成果轉化；動員醫療衛生科技人員和高層次專家、產業專家深入基層一線開展技術咨詢、技術服務、科技攻關、成果推廣等技術服務，解決醫療健康產業技術創新和衛生健康領域現實需求。

“國家早就出臺了鼓勵政策，現在是時候重新審視一下當時的政策，看看到底怎樣落到實處。”一位醫療企業方面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一位頭部三甲醫院教授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雖然我們已經看到了有很多支持創新的政策出臺，但是這些政策很多是不完整，或者說是缺少明確指引路徑的，這是我們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說中間缺少一種成熟的機制，能讓創新的想法，通過合理的路徑，真正變成一種創新的產品或者療法。”

上述教授表示，回顧人類醫學過去一百年的發展史，很多“從0到1”的創新療法和醫療器械產品都是在醫療和工業界的共同推動下發生的，中國也必須經歷這樣一個過程。在相關部門制定政策的時候，細則與可操作性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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