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收支壓力越大，財政體制改革的動力就越足。”這是業內人士的普遍共識。2018年9月份，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關于全面實施預算績效管理的意見》提出，力爭用3年至5年時間基本建成全方位、全過程、全覆蓋的預算績效管理體系。受經濟下行壓力挑戰和新冠肺炎疫情沖擊，這一“花錢必問效”的改革也獲得了更多提速動力。兩年來，這一重要改革取得哪些成效，還存在哪些困難和挑戰，該如何應對?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就相關話題采訪了有關部門負責人和業內專家。

從理念到行動

“今年重慶計劃對29個項目和政策實施評價，涉及資金超240億元。截至目前，重慶的重點評價已涵蓋扶貧、科技、教育、環保、產業發展等多個領域。”重慶市財政局有關負責人表示，全面實施預算績效管理改革以來，重慶市把重點績效評價結果與優化調整政策和項目支出結構掛鉤，2019年通過重點績效評價，停止政策1項，調減專項資金1項，涉及資金5.5億元。

與重慶一樣，各地預算績效管理改革正抓緊提速擴圍。比如，遼寧省財政廳委托第三方機構，對2019年重大項目實施重點績效評價，涉及項目18個，較上年增加11個;涉及資金26.4億元，較上年增加8.8億元。再如，河南省鄭州市2019年明確提出開展事前績效評估，將評估結果作為申請預算的必備要件，2020年預算編制新增500萬元以上項目政策全部開展事前績效評估，進一步從源頭上提高了預算編制的科學性和精準性。

“經過兩年改革實踐，全社會‘從讓我有績效到我要有績效’的理念和意識基本養成，注重財政資金配置效能制度體系不斷健全和完善，重點項目績效評價和部門整體績效評價范圍逐步拓寬，績效評價報告報送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參閱已形成規范，政府新理財思想的公信力進一步提升。”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王澤彩說。

“目前，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已經初步樹立績效理念，‘花錢必問效、無效必問責’已經成為工作理念和行動準繩。”中國人民大學政策科學研究中心主任俞明軒表示，改革帶來的變化看得見、摸得著，如主動向同級人大報告、向社會公開預算績效等，既回應了社會關切，加強了社會監督，還提升了財政服務效能。

挑戰依然存在

通過兩年時間的不懈努力，全面實施預算績效管理取得了明顯成效。但是，改革過程中仍有不少難題和挑戰亟待解決。“比如，還存在事前績效評估制度不健全;成本定額標準、財政支出標準和公共服務標準不夠統一;在政府層面、部門層面、任務層面、項目層面上，績效和預算橫向匹配和縱向銜接不緊密;權責對等、激勵相容的預算績效管理機制不完善等問題。”中央財經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曹堂哲說。

王澤彩認為，近年來財政部門不斷加強績效目標管理和績效自評，實現了績效目標編報和績效自評從無到有的跨越，但績效目標填報不科學、不規范，績效自評質量不高等問題依然存在。

同時，多位在基層財政部門從事績效評價工作的有關負責人表示，相關改革落地基層時，存在方方面面的挑戰。特別是有些地方的績效管理僅停留在預算管理、財務管理層面，將“績效評價”片面理解為財政部門開展的財務檢查、會計核查，未將績效管理壓力傳導至業務崗位和資金使用終端，導致績效管理工作流于形式。

“全面實施預算績效管理對預算績效評價提出了新要求和更高標準。”俞明軒認為，目前有多項要求或標準亟待明確和解決，包括如何科學設置績效指標有待統一認識;怎樣健全重點民生領域、重大支出政策的績效評價機制等。

聚眾力謀共贏

財政部于2018年發文要求，到2020年底中央部門和省級層面要基本建成全方位、全過程、全覆蓋的預算績效管理體系，既要提高本級財政資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又要加強對下轉移支付的績效管理，防止財政資金損失浪費。要順利實現這一目標，還需要加大合力推動改革。

“在疫情、財政收支矛盾加大等因素影響下，預算績效管理要從目標管理模式向直接型績效預算模式轉變。”曹堂哲表示，要進一步將事前績效評估直接與項目立項、入庫和預算安排掛鉤。同時，基于成本核算和成本效益分析分配預算，做實成本、質量和效益考核指標，推動全成本預算績效管理，實現成本定額標準、財政支出標準和公共服務標準相統一。

財政部在2020年立法工作安排中明確提出，對預算績效管理等領域開展立法研究。對此，王澤彩表示，啟動研究預算績效立法是深入推進預算績效管理改革的重要著力點，將使這項重要工作實現有法可依，進一步增強績效管理的公信力。

“要加快健全完善分行業、分領域、分層級預算績效評價指標體系，成熟一個推出一個。優先出臺農業、科技、教育等法定支出，以及政府債務、精準扶貧等重點支出評價指標體系，推動預算績效評價工作高質量發展。”王澤彩說。

值得注意的是，增強新技術應用，也是業內人士的共識。對此，俞明軒建議，要把握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融合發展契機，充分運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促進相關信息互聯互通，逐步實現預算績效信息橫向可比較、縱向可追溯，提升預算績效管理水平和能力。(董碧娟)

標簽： 預算績效管理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