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是寶貴的資源和財富。去年底，我國16歲至59歲勞動年齡人口為89640萬人，占總人口的64%。

9億勞動年齡人口，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優勢和潛力所在，為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也為“人口紅利”和“人才紅利”的持續釋放提供了可靠保障。

勞動力資源優勢大

中國有9億勞動力，沒有就業，就只是9億張吃飯的口;有了就業，就是9億雙可以創造巨大財富的手。

“不管從供給規模還是從供給質量看，9億勞動力都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優勢和潛力所在。”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郭冠男分析說，我國的勞動力規模比絕大部分國家的總人口還多。我國正處于城鎮化發展加速期，如果人口城鎮化率每年增加1個百分點，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至少還將持續20年，這將為工業化和服務業發展提供豐富的勞動力資源。

當前，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10.5年。根據規劃，到今年底我國主要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將提高到11.2年，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將提高到13.5年。“勞動力規模穩定和質量提升產生的乘數效應，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優勢和潛力所在。”郭冠男說。

光大銀行金融市場部宏觀分析師周茂華表示，勞動力是財富之源，勞動力供給充裕，加上產業工人勤勞高效、產業鏈完備、基礎設施持續完善等優勢，是我國制造業提升競爭力的有力保障。在9億勞動力中，有1.7億受教育或技能培訓的人才，每年還有大量高校畢業生，將為高質量發展奠定堅實的人力資源基礎。

“未來，我國勞動力優勢將由規模優勢逐步轉向以勞動生產率水平決定的勞動力競爭優勢。”北京師范大學統計學院教授李昕表示，影響企業競爭力的勞動力成本，不僅由勞動力供給規模決定，也取決于勞動生產率水平。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產業鏈發展與勞動分工相互促進，勞動生產率水平與生產效率不斷提升，使得我國擁有全球最完整的制造產業鏈，成為全球唯一擁有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

李昕表示，9億勞動力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優勢與潛力。不過，我國勞動生產率水平顯著低于美國等發達國家，仍然有較大提升空間。隨著勞動生產率水平穩步提升，將為我國經濟可持續的增長提供保障。

合理應對勞動年齡人口減少

隨著年齡結構的變化，自2012年起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及占總人口比重持續“雙降”。“我們要客觀看待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和比重連續下降的現象。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仍處于較高水平;從各國發展經驗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是特定發展階段的必然現象。”郭冠男表示，應對勞動年齡人口數量減少，必須在提升勞動力質量上下功夫。要圍繞提高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完善義務教育制度，加大職業教育投入。

“勞動力素質提升事關長遠，有其內在的科學規律，必須充分吸取國內外人口發展的經驗教訓，謀劃契合我國未來長遠發展的人口政策。”郭冠男說。

李昕表示，豐富且低成本的勞動力資源優勢，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起飛與高速增長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亞洲“增長奇跡”的事例表明，以大量使用廉價、低技能勞動力為基礎的相對優勢對一國經濟增長的促進是短暫的。更強勁與更可持續的增長源泉來自現代技術、人力資源開發和更高附加值的生產，即生產率水平的持續提升。因此，不斷促進我國勞動生產率水平提高，是應對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關鍵。

周茂華也認為，應對勞動年齡人口減少，關鍵要提升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要繼續推進人口城鎮化，使更多剩余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到城市，提升勞動生產率;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讓創新成為引領高質量發展的第一動力;要加強培訓教育，提升勞動力技能。此外，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的做法，實施靈活、彈性的退休制度。

教育是挖掘人才紅利關鍵

當前，隨著我國勞動年齡人口規模略有縮小，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總體偏低，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加重了勞動年齡人口負擔。不斷發揮好現有人口資源優勢，提高人口和勞動年齡人口素質，實現從“人口紅利”邁向“人才紅利”，是實現人口和社會經濟持續協調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

郭冠男建議，要實現從“人口紅利”邁向“人才紅利”，必須加強教育、培訓力度。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加快農村人口市民化速度，提升以人為本的城鎮化質量。進一步暢通勞動力和人才社會性流動渠道，營造公平就業環境，加強就業援助，充分激發各類人才的創造活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李雪松表示，要更好地從“向人口要紅利”邁向“向人才要紅利”，必須把教育事業放在優先位置,加快實現教育現代化，把幼兒和學齡前兒童教育擺在更加重要位置，不斷提升更高層次教育質量;要充分利用好現有的人才資源優勢，加快構建有利于人才資源流動的市場體系，減少人才與崗位錯配，為人才潛能釋放創造舞臺;努力構建良好的人才引進機制，促進人才交流和優勢互補;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科學、合理、高效地配置科技創新資源;讓資本要素和人才要素更好地結合，為廣大人才干事創業提供金融支撐。

李昕表示，人才的培養離不開教育水平的提升。教育投資與技術進步存在長期均衡關系，技術進步可視為教育投資的內生結果。同時，要不斷改善營商環境，充分利用好我國巨大的市場優勢，積極引入先進技術與人才，確保我國產業技術鏈發展與全球融合。

“隨著我國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釋放與挖掘人才紅利是關鍵。”周茂華表示，當前，我國受高等教育人才占勞動力比重、勞動力普遍受教育年限等指標與發達國家仍有較大差距，要進一步加大教育培訓，提升勞動力整體技能。要完善教育基礎設施，逐步消除城鄉教育差距，促進教育公共服務均等化，推動發展多層次職業教育體系。同時，要完善勞動力社會流動性體制機制，改革戶籍制度與均等化公共服務體系，讓勞動力自由流動;完善社保、醫保等制度，掃除阻礙勞動力流動的制度阻礙。

“生產要素的空間集聚與有效組織，能夠最大限度地提升勞動生產率。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入城鎮，由于公共基礎設施、服務較為完善，結合資本、市場等要素，可以優化要素資源配置，提升勞動生產率。因此，在向人才要紅利的過程中，還必須加快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周茂華說。(林火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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