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上海瑞金醫院骨科主任張偉濱在《破除四個困境，促進醫藥科技成果轉化》的建議中稱，現階段，參考美國斯坦福大學的OTL（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技術許可辦公室）模式，可以在國內高校設立“技術經理人”辦公室，“由技術經理人對每項成果全權進行溝通、談判、收益分配等，增強成果轉化效率。”

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副院長朱同玉也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在醫學成果轉化的全鏈條過程中，“技術經理人”是不可或缺的關鍵性角色，理應通過規劃和合理安排，使“技術經理人”服務臨床、市場，發揮其應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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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經理人”是抓手

“不敢轉”“不會轉”“路不通”是絕大部分科技成果轉化主體所遇到的困境。尤其在醫學領域，一些成果不但需要經歷從專利到模型、產品的全流程，還要兼顧藥監批證、醫保定價等環節，周期漫長。

張偉濱表示，在醫學領域，一方面，科研人員最擔心的仍是“造成國有資產流失”，成果轉化一旦在后期市值較高，極可能在事后審計中出現風險；另一方面，臨床醫生承擔著繁重的醫療、科研任務，也缺乏額外精力去進行專利申請，價值評估，尋找對接企業，敲定法律合同等工作。

在張偉濱看來，“技術經理人”或將成為一個重要抓手，他們可以主動出擊去市場中尋找有應用前景的科技成果，再居間進行撮合、談判并最終達成交易。

張偉濱告訴第一財經，OTL模式是美國斯坦福大學率先提出并應用的，該模式已被多所大學認為是行之有效的，世界各國其他地方也均在效仿，“歸根結底，OTL模式中，技術經理人的專業性、穩定性和積極性，都極大地有利于成果轉化的推進。此外，人員的待遇、職稱評聘等利益方面也需要有所保障，國際上做法來看，通常在一項成果順利轉化后，會有一個約定好的收益比例給到技術經理人和團隊，保證其利益和后續運營。”

朱同玉此前牽頭籌建了上海市金山公衛臨床中心的“轉化醫學研究院”，他告訴記者，OTL模式高效且適合推廣，但若在國內落地仍需突破一些機制上的瓶頸，“在我國的高校、公立醫院體系內，均設立有科研院、科研處，但他們無一例外都是行政部門主導，業務部門的屬性較弱，缺乏專業轉化人才。”

“當前，我們醫學院探索將‘轉化辦公室’設在科研處下，實行業務管理模式，其中也有不少技術經理人參與；這一做法靈活且不受編制限制，技術經理人也能在轉化成果后獲得規定比例的報酬。”朱同玉說。

2022年12月16日，在重慶市永川區新領先（重慶）生物醫藥一體化研發服務基地，新領先重慶研究院的研發人員在合成工藝實驗室觀察合成反應的現象變化。新華社圖

應注重專業人才培訓

對于OTL模式如何在國內落地，中山醫療科技發展公司原總工程師、上海現代服務業聯合會醫療服務專委會副秘書長徐梁也告訴記者，OTL模式在國內完全照搬仍有機制上的難度，包括要厘清“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深入考慮政策的協調性，不能（讓政策）相互“打架”；明確專利評估是否可以由所在高校、公立醫院等自主進行決定等。

“但不論有哪些機制上的困難，為技術經理人提供一個良好的成長環境和進步通道，是當務之急。”徐梁說，當前，醫學領域技術經理人的市場缺口很大，能勝任該領域工作的人員，也被科技、人社等政府部門認為是“十分緊缺”人才。

那么，“技術經理人”需要如何進一步培養？朱同玉稱，醫學領域技術經理人對于專業知識儲備的要求頗高，除了要熟悉高價值專利布局、專利轉化規范性流程等內容外，自身還需要具備過硬的醫療科學知識（包括生物學、細胞生命學等）。

作為開展了多期“專利轉化專員”培訓課程的資深人士，徐梁告訴記者，醫學領域的成果轉化具有一定特殊性，由于涉及藥品、醫療器械的申報和注冊，轉化需要通過政府部門的層層許可，“我更愿意將技術經理人稱作專利轉化專員，可能會更易理解、更接地氣，臨床醫生、知識產權企業等各方人士參與度也會更高。”

“當前，我們正在逐步培養一批既懂藥品、醫療器械研發與注冊法規，又懂專利市場前景，還能把專利變成產品、商品的復合型人才，這樣，才能在未來形成服務于高校、醫療機構的成果轉化專業隊伍。”徐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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