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人才爭奪戰，正在全球悄然興起。最新加入這場爭奪戰的是日本。

日本出入國在留管理廳發布公告，從4月21日起，面向外國人新增設的“特別高度人才制度”正式開始實施。據日媒報道，這項制度最吸引人的便是，只要滿足特定條件，只需1年就可以獲得日本的永住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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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總務省4月12日公布的最新統計顯示，截至2022年10月1日，不計在日本居住的外國人，日本人口總數為1.22億，較上年減少75萬，創1950年以來最大跌幅。從年齡段看，15歲至64歲勞動力人口為7420.8萬，占比59.4%，與上年創下的歷史最低水平持平。

日本前國會議員小池政就告訴第一財經，勞動力不足的情況在日本的各種產業中都很嚴重；在全球范圍內高級人才的競爭中，日本也落后于其他國家。

在經合組織（OECD）2023年的“人才引進指數”中，日本排在第22位；在瑞士商學院IMD的“世界人才排行榜2022”中，日本僅排在第41位，低于歐美，也低于韓國和中國。

2022年，日本貿易逆差達1600億美元，創有可比數據的1979年以來的最高紀錄。與此同時，人口加速萎縮與“人才逆差”相伴而來。

“疫情雖然限制了人的移動，但即便沒疫情，那些因稅金、社會保障等牽絆的高收入者以及希望能獲得更高工資的高級人才向海外流出的情況也會增加。”小池說道，“現在在日本，優秀的IT工程師和技術人員，甚至壽司手藝人等都存在被海外提出更好待遇的國家給挖走的情況。”

小池認為，正是日本國內人手不足的窘境、國際間的人才競爭加劇、海外人才流失等內外危機裹挾下，促成了日本政府最終決定加入全球“搶人”大戰。

日本人才新政與國際對標

此前，要取得日本“高度人才簽證”的條件頗為復雜。比如，該制度對申請者的學歷、工作經歷、年收入等項目進行打分，超過一定分數將給予在留5年的“高度專門職1號”資格，經過3年后可轉為無限期居留的高度人才2號簽證（不同于永住簽證）。

此次，為了加快吸引人才，日本政府放出了兩個大招：第一招，針對外籍的企業經營者以及外籍的技術或研究人才，推出“特別高度專門職”的簽證，使得合乎條件的申請者，可以繞過原先繁復的積分制度，赴日1年就可以直接拿到日本的永住；第二招則是以畢業于全球百強大學的年輕人為目標，向他們發放可逗留2年以方便求職的簽證。

具體而言，對于外籍的企業經營者而言，要申請“特別高度專門職”簽證，需要有5年以上的經營管理經歷，年收入達到40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月薪17萬元）以上；就外籍的技術或研究人才來說，在被日本企業聘用前，需要10年以上從業經歷，或擁有碩士學位，聘用后的年收入達到20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02萬元）以上。

一位中介告訴第一財經，就申請“特別高度專門職”的人才而言，“其實就是簡化了積分表里的各項軟性要求，直接用‘工資’定勝負。但是，年收入2000萬~4000萬日元的門檻不低。日本企業講究年功序列，一般企業的一把手年收入也在2000萬日元上下。”

至于對留學生的新政，日本政府新規顯示，對于從世界三大權威大學排名前100的大學畢業的學生，且畢業時間在5年以內，會發放“特定活動簽證”，允許其在日本停留最多2年時間來找工作，以吸引其最終留在日本。

上述中介認為，這一調整措施是在與國際接軌。在歐洲，至少有10個國家此前就推出針對畢業生留學的工作簽證。比如，英國就有為期2年的PSW簽證，留學生在畢業后2年內可以留在英國找工作或者開展商業活動。荷蘭，也有“一年內找工作計劃”，旨在為荷蘭畢業的非歐盟畢業生提供一年的居住許可，持有者不需要另外申請工作許可便可以隨意工作。

放眼全球，疫情之后，隨著國際間的流動逐步恢復，各國對人才求賢若渴，把人才視為經濟復蘇的推動力。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財富管理中心之一，新加坡在去年4月翻倍上調了家族辦公室項目的投資門檻至1000萬新幣。去年8月底，新加坡人力部又宣布推出“頂級專才準證”，并于今年開始接受申請。同樣倚重移民的加拿大也公布了《2023-2025年移民水平計劃》。計劃顯示，未來三年加拿大的移民目標配額創歷史新高，合計高達145萬個，重點引進經濟類移民。

在英國，雖然投資移民已成過去式，但在2022年5月下旬，英國宣布推出高潛力人才簽證計劃（HPI），為符合要求的全球前50大高校畢業生提供為期2~3年的工作簽證，同時可以攜帶配偶和18歲以下未婚子女赴英國居住、生活。另據美國移民局預估，2023財年美國職業移民綠卡將承接上一財年剩余的6萬配額，總移民配額達20萬。

日本勞動力短缺改善如何？

多年來，在高齡少子化的背景下，如何緩解勞動力的缺口，已成為日本歷屆政府的難題。2018年，日本國會參眾議院正式通過關于放寬外籍勞工勞動簽證的《出入境管理及難民認定法》等修正案，被視為為緩解勞動力短缺邁出的重要一步。次年4月1日起該法案正式執行。當時，日本政府計劃5年內在14個行業引進34.51萬名外籍勞工，以解決用工荒的問題。

4年多來，盡管其間有疫情影響，日本厚生勞動省此前公布的截至2022年10月末的數據顯示，在日本工作的外國勞動者人口數約為182.27萬人，比前年增加了9.5萬人。

小池告訴第一財經，雖然適齡勞動人口有所減少，在女性和老年人的就業率有所上升后，勞動力緊缺情況略有改善，但原本就業率高的男性勞動力人口在繼續減少。“在以男性全職工作為主的職業中，由于女性和老年人無法彌補，勞動力不足的情況沒有得到改善。例如，在建筑業、醫療福利等領域，人手不足已成為嚴重問題。”他說道，“另外，隨著疫情限制的解除，日本國內的經濟活動和人員流動逐漸恢復正常，在旅游、飲食、物流、批發、零售、教育等方面也存在人手不足的問題。”

小池認為，目前除了努力提高日本國內女性和老年人的就業率之外，還需要通過改善工作方式和IT技術運用來提高生產率、委托海外企業和人才，以及接納更多的外國人才等多方面來應對。

“特別是關于從外國引進人才，日本國內的討論有很多。”他說道，“但是，對于外國人而言，日本社會有天然的語言屏障。在職場環境中，年功序列、工資標準等日本獨特的人事、工資制度又與全球標準存在差異。”

因此，小池認為，在廣納海外人才之余，還需推廣用英語工作的職場環境，導入與工作內容相稱的工資，對即使年輕也優秀的人才設定高報酬等，比如明確晉升和加薪的標準以提高待遇的透明性，推動勞動者的成長欲望，促進人才的穩定。此外，還必須糾正低效的長時間勞動。

“更重要的是，對外國人才家庭的配套支援也要跟上，比如外籍兒童的語言教學、配偶融入日本社會等問題。”小池說道。日本文部科學省的一項最新調查結果顯示，截至2022年5月1日，日本依舊有8183名適齡外國學生因為語言、生活習慣等問題并沒有在日本的小學和中學就讀。小池認為，在新政頒布后，日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業應該配合協同，打造適宜留住人才的良好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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