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1日，韓國政府決定，6月1日起將新冠疫情預警級別從“嚴重”下調為“警惕”，并大幅放寬確診病例隔離義務等各種防疫措施，此舉實際上相當于取消了所有疫情防控措施。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韓國總統尹錫悅當天在防疫會議上表示，時隔3年4個月終于找回日常生活。韓媒認為，此番話事實上意味著尹錫悅宣布新冠病毒感染在韓國境內已變成地方性流行病（Endemic）。

11日當天，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通報，截至當天0時，韓國較前一天0時新增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確診病例2.05萬例，累計確診3135.17萬例。

在韓國調降新冠防疫等級前，8日，日本也將新冠病毒傳染病在《感染癥法》的定位從“2類”下調至與季節性流感相同的“5類”。

稍早的5日，世界衛生組織已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K-防疫體系有哪些經驗？

就防疫等級的下調，具體而言，韓國政府決定將確診病例強制隔離7天的措施調整為建議隔離5天，但為保護醫療機構和易感染設施的高風險人群，要求相關單位實施“自發隔離制度”。診所和藥店的室內強制口罩令將調整為建議級別，醫院等大型醫療機構的室內強制口罩令將繼續有效。前往易感染設施探視親友時允許就餐，相關設施工作人員每周接受一次病毒檢測的義務調整為“必要時進行”。另外，政府將不再建議入境人員入境第三天接受核酸檢測等。

回憶起三年多疫情，首爾科學綜合研究生院大學主任教授黃菲感觸頗深。韓國自2020年1月20日發現首例新冠肺炎患者至今，韓國至少經歷了4次大流行，韓國在應對疫情的過程中也摸索出了一套符合自身國情的應對體系和方式，即“K-防疫”。

讓黃菲印象比較深的是，疫情期間K-防疫體系通過快速檢測、快速分組輕重癥、選擇與集中戰略成功有效地減少了新冠高危人群的死亡人數。同時，自研的檢測盒不僅在政府采購之后通過各種渠道大量供應給民眾，社區和街道醫院也可以很方便的做檢測，而且還大量出口海外。

在疫情早期，及時制定行動指南，讓民眾做到心里有數，學習如何應對，在黃菲看來也是此次疫情留下的經驗之一。她回憶道，在奧密克戎毒株大流行時為避免醫院資源擠兌，通過開發手機APP進行在線診療及藥店派送藥物服務，使得日確診人數非常高的時期也沒有出現重癥患者耽誤救治的情況。此外，疫情期間涌現的一些在線服務形式也一直延續至今。

她告訴第一財經，疫苗接種與數據公開也很重要。“韓國是在2021年底開始打疫苗，除首先保護易感人群之外，與平臺合作讓民眾可以實時查詢周邊剩余疫苗進行預約、接種，讓民眾及時形成‘全民免疫’。”她說道，“而從疫情開始到終結，每天定時的疫情狀況播報，隨時可查的各種數據公開透明，降低了大眾的不安等。”根據韓國政府最新計劃，防疫等級下調后，后續感染人數的匯總將從原來的每日一更新，調整至每周公布一次。

如何為下一場大流行未雨綢繆？

韓國中央疾病控制總部風險溝通團隊副主任崔勝皓（Seung-ho Choi）告訴第一財經，不排除未來會再發生下一場大流行，此前，韓國也經歷過多次大流行病。他舉例道，比如，在2003年，韓國經歷過非典（SARS），2009年經歷過新型甲型H1N1，2015年韓國又出現了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然后便是新冠疫情。在他看來，雖然傳染性疾病不時會出現，但值得注意的是，“新型傳染性疾病如今有周期有變短、但傳染規模在增加的趨勢。”

崔勝皓認為，當下需評估過去3年來應對疫情的措施，改善應對方式，“同時，我們也需要改善疾病預防和控制體系，使得我們能更好地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任何一次潛在大流行。”

在這一背景下，崔勝皓告訴第一財經，傳染病的預防至關重要。“我們需要加強傳染病監控體系。在疫情早期，3T系統（Test-Trace-Treat），即檢測、溯源以及治療，能幫助我們在疫苗研發和相應診療手段出現前，贏得更多的應對時間。這也能進一步對公眾的損失最小化。”他說道，“這些傳染病應對細節都需要進一步完善和加強。”

同時，在他看來，基礎醫療設施，比如醫院病床數力爭與傳染病暴發時的需求相匹配，多元化的社交距離措施也需要進一步跟上且根據情況不斷調整。

再者，崔勝皓認為，“還要加強針對疫苗和診療手段的研究，確保在下一場大流行前，疫苗的供給和診療方式能更快地普及。”

他表示，在政府內部通過跨部門合作，計劃建立中長期應對方案，至關重要，確保社會能回歸到后疫情時代的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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