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歐洲出現500年一遇的極端炎熱與干旱，將作為歐洲基準的德國與法國明年交付的電力價格在歷史上首次推到了每兆瓦時1000歐元以上的高峰位置，而作為歐盟電力最主要動能的天然氣價格也一路狂奔，其中作為歐洲天然氣基準價格的荷蘭TTF期價破天荒地沖破了3500美元/千立方米的最高歷史價位，且俄羅斯日前宣布關閉北溪天然氣管道使事態更趨嚴重化。缺水、限電、省氣……能源危機在歐盟成員國恐慌式蔓延，也倒逼著歐盟清潔能源轉型的步伐不斷加速。

能源轉型早已開始

20世紀70年代曾發生過兩次石油危機。第一次石油危機中由于當時歐共體成員國的石油進口主要來自中東，所受打擊遠遠超過美國，且四年之后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再次讓歐洲境內的失業與通脹出現暴增與高漲。殘酷的結果令歐洲國家清醒地認識到不能再將能源需求命運綁在他人尤其是中東國家身上，歐共體也自此艱難地邁開了能源轉型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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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年前發生的“俄烏斗氣”事件如同一根生猛的鐵棒又一次砸到了歐洲國家的頭上。當時的俄羅斯與烏克蘭為各自利益爭得面紅耳赤，令俄羅斯出口到歐洲的天然氣發生停擺，20多個歐洲國家的取暖與用電頓時面臨“斷氣”風險，后經歐盟出面斡旋，雖然俄烏兩國回到了談判桌前，俄羅斯對歐天然氣供應恢復正常，但歐盟卻從中強烈感覺了地緣政治對自己能源進口帶來的巨大殺傷力，也由此更加堅定了能源轉型的態度與立場。

2022年俄烏沖突的爆發給本就忐忑的歐盟能源市場罩上了更為濃厚的陰影，只是這一次歐盟并沒有像以前那樣對俄羅斯表現出乞求姿態以換取正常的能源進口，而是完全以強人的面孔與俄羅斯展開了公開對峙，除了對俄羅斯進行經濟與金融制裁外，歐盟也毅然拉開了與俄羅斯能源全面“脫鉤”的大幕，其態度之果斷與決絕，一定程度上彰顯出歐盟在清潔能源轉型之路上破釜沉舟的毅力與決心，及至今夏酷熱干旱對能源危機的加壓，更讓歐盟倍增能源轉型的時不我待之感。

五大落地場景

經過多年的努力，歐盟已經將煤炭在域內能源結構中的占比減至14%，同時對外依存度降至70%，但石油與天然氣的進口量卻不減反增，對外依存度目前依然分別達97%和90%。不過，讓歐盟樂見其成的是，成員國的清潔能源占比已經提升至40%，清潔能源的發電量也占到了歐盟國家六成以上，也就是說在轉型路上再進一步，歐盟成員國就可以告別煤炭、天然氣等傳統化石能源，為此歐盟今年將2030年的清潔能源占比目標從40%提高到了45%，而支撐這一龐大清潔能源矩陣的全新基礎則是以下五大場景。

一是太陽能。太陽能是歐盟清潔能源轉型的最主要牽引陣容，目前裝機總規模達到165吉瓦（百萬千瓦），至2030年累計裝機規模計劃突破1000吉瓦，對此，歐盟將出臺政策支持更多的太陽能采購協議，并建立歐洲的太陽能制造業，以供給充足的地面與屋頂光伏設備，同時，計劃今年年底前將太陽能項目的審批周期從標準的兩年縮短至三個月。

二是風能。風力裝機容量在歐盟目前只有190吉瓦，2030年計劃增容至480吉瓦，相當于2030年之前每年都要建造36吉瓦新風力渦輪機。另外，歐盟新增風電裝機容量70%以上目前由陸上風力發電所貢獻，但全球42%的海上發電能力分布在歐洲沿海，為此歐盟計劃到2030年將海上風電產能從時下的23吉瓦提高至60吉瓦。

三是氫能。歐盟計劃到2030年建成近40吉瓦的“綠氫”（通過風電水等可再生能源等制氫）產能，以將“綠氫”產量提升至1000萬噸，在此基礎上再增加1500萬噸“藍氫”（使用石化燃料制氫），同時進口1000萬噸可再生氫。作為對自我制氫能力的有力支撐，在2030年清潔能源建設目標中，歐盟專門預留了約20%的可再生能源產能以容納氫能的發展。

四是生物質能。包括農林副產品、城市垃圾、能源作物等可轉化為電、熱、燃料等能源都被歐盟視為生物質能。按照計劃，到2030年歐盟成員國的生物甲烷產量增加至350億立方米，實現目標的相關投入達到370億歐元；另外，目前歐盟生物質能年發電量為1670億千瓦時，到2030年預計至少可達5000億千瓦時。

五是核能。歐盟目前有四分之一的電力依賴核能，且核能提供了一半的低碳電力，經過今夏酷熱的“烤打”，歐委會更加堅定地認為排除核能利用將使已經商定好的國際氣候目標無法實現，對此，除了延長既有的核電設施使用周期外，歐盟已經明確了將滿足特定條件的核能項目納入可持續投資范疇的政策導向。

三大托舉支點

無論對企業生產行為還是個人消費行為，能源轉型往往意味著糾偏與矯正，因此必然伴隨著巨大的陣痛，甚至還會付出不小的成本，但出于經濟人的角度以及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標追求，市場主體往往會主觀忽略或者選擇犧牲能源轉型的社會目標，為此歐盟建構起了有助于能源轉型的三個邏輯大支點。

一是政策目標導引。歐盟至今為止推出了針對能源轉型的三套改革方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能源路線圖2050》，該方案正式提出通過新建能源基礎設施、發展可再生能源以及促進科研技術創新等措施推動能源轉型，在此基礎上，歐盟出臺了旨在推動經濟、社會和工業領域綠色轉變的所謂一攬子環保實施方案，也就是“Fit for 55”。另外，歐委會推出的《歐洲綠色協議》提出了至2030年在1990年基礎上將溫室氣體排放減少50％甚至力爭達到55%，并于2050年實現碳中和的目標，對能源轉型也起著鮮明的導向作用。

二是市場機制牽引。歐盟一方面創建出了全球首個也是目前最大規模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歐洲碳交易系統（EU ETS），多達1.1萬個排放源被納入其中，占到了45%的歐盟碳排放量，同時歐盟碳價格也從最初的20歐元/噸漲至超過90歐元/噸。碳價走高代表著企業購買碳配額成本的增升，由此可以倒逼企業降低化石能源使用轉而加強清潔能源的開發與使用。另一方面，企業可再生能源購買協議(PPAs)對能源轉型也發揮了重要作用。PPAs是指電力資源采購方與清潔能源發電供應方根據談判好的價格簽署電力買賣合同，同時鎖定相應的購電與供電期限。對于清潔能源供應方來說，PPAs既可以確保電力的如期消納，降低電力資源庫存成本，還能及時獲得資金并為舊項目的正常運營與新項目的如期開工提供必要的基礎性保障。

三是基礎設施領引。基于太陽能是能源轉型的核心力量，除了在傳統屋頂以及地面增設光伏設施外，歐盟還明確要求所有新建筑以及翻新建筑物都須安裝太陽能電池板；同時基于天然氣與氫氣兼容的設想，歐盟計劃對天然氣管道進行大面積改造，使其具備氫能傳送功能；不僅如此，歐盟還規劃出了途經地中海、北海以及烏克蘭的三條“氫氣進口走廊”。由于風能和太陽能具有“看天吃飯”特征，加強儲能設施建設同樣提上了歐盟的重要議事日程，除了取消儲能部署的容量限制、實施對用于儲能目的的能源消耗免除電力稅收的政策外，歐盟還斥巨資搭建了智能電網技術創新平臺，以增強電網對儲能的兼容化。

三大風險變數

全面地評判，有了多元化的場景依托以及完備政策體系與市場力量的驅動，歐盟加快實現清潔能源轉型的目標存在著較大的勝算，但同時也將遭遇不少的羈絆與掣肘。

一是融資來源的不定性。無論是將傳統能源消費的物化設施改造成清潔能源基礎設施，還是新建與擴建清潔能源的運輸、儲藏以及終端配置，最終所需投入的資金絕對不是一個小數目，目前歐盟僅僅提出了3000億歐元的預算規模，并計劃主要依托歐洲投資銀行進行融資，同時表示吸收更多的民間資本參與到清潔能源投資領域中來，但最終所籌資金是否能夠充分且及時地滿足能源轉型的需求顯然有待觀察。

二是能源進口的失控性。在清潔能源尚未實現對傳統能源充分替代之前，很長一段時間歐盟將保持對進口傳統能源的依賴關系，由此決定了國際能源市場的任何風吹草動，不僅會令歐盟或多或少地繼續承受能源供給短缺的陣痛，而且隨時都可能擾動甚至掣肘歐盟清潔能源的轉型速度；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策應能源轉型之必需，歐盟要進口大量的關鍵材料，其中有些材料還要從一些與歐盟外交關系微妙的國家進口，比如鋁、鎳和銅以及核燃料需要從俄羅斯進口，鈮需要從巴西進口等，雙邊關系如果不能持續修好，必然最終會威脅到歐盟能源轉型的正常節奏。

三是通貨膨脹的反噬性。清潔能源的成長壯大本身就是一個長周期過程，其間如果對傳統能源的替代不充分或者二者的對接不嚴密而出現產品供給缺口，都會直接引發能源價格的上漲；另外，歐盟清潔能源轉型所進口的鋰、銦、錳等關鍵材料以及釹、鏑、鐠等稀土元素較長時期處于供求緊平衡甚至供不應求狀態，其未來價格存在著較為明顯的上升沖動。如果歐盟清潔能源產品價格因以上因素上漲，且因控制不力而演化為通貨膨脹，不僅可能惡化“能源貧困”現象與社會階層之間的緊張關系，更會殘酷地反噬能源轉型進程與功效。

（作者系中國市場學會理事、經濟學教授）

標簽： 歐盟能源危機 清潔能源 能源轉型 俄烏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