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3月開啟的2022年度個人所得稅匯算清繳正在進行中，關乎每個人錢袋子的個稅話題也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受到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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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上海代表團向大會提交了關于優化完善與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相適配的個人所得稅制度的建議。該建議重點聚焦幼有所育、勞有所得、老有所養等三個環節，分別研究建立專項附加扣除標準動態調整機制、探索引入家庭制納稅申報模式和進一步加大個人養老金稅收扶持力度的相關政策。

上海代表團提出，考慮到中國個人所得稅制度體系仍然處于從分類稅制向綜合稅制轉變的過渡探索階段，對標中國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戰略目標，尤其是在幼有所育、勞有所得、老有所養全生命周期的各個階段，稅制安排、政策導向和支持力度仍有進一步優化完善的空間。

比如，在幼有所育方面，現行子女教育等專項附加扣除全國采用一個標準，尚未建立起與地區發展稟賦、與家庭生活成本變化相適應的動態調整機制，鼓勵生育的政策激勵導向不明顯。在勞有所得方面，以個人為納稅主體的申報制度，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減輕勞動人口的稅收負擔。中國人習慣以家庭為單位衡量收入水平，也習慣以家庭為單位進行投資和消費，現行以個人為納稅主體的申報制度對家庭成員間收入差異較大的情況未予以充分考慮。

在老有所養方面，現行支持養老“第三支柱”發展的個人所得稅政策導向不夠顯著，緩解未來養老財政支出壓力的作用有待加強。自2018年5月1日起，上海、福建、蘇州工業園區等地試點實施了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試點。從上海試點情況來看，在扣除限額標準以及領取時稅率設置方面尚有進一步優化完善的空間。扣除限額方面，現行政策規定每年額度為12000元，以上海市2021年度社會年平均工資13.6萬元適用的10%稅率計算，納稅人每年最高可遞延1200元稅款，為個人養老提供了一定的資金儲備。

基于這些分析，上海代表團建議，首先，建立動態調整機制，根據各地經濟社會發展狀況調整子女教育等專項附加扣除金額，形成有利于鼓勵生育的稅收政策環境。對三歲以下嬰幼兒照護、子女教育等專項附加扣除根據地區經濟發展情況予以動態調整，可以讓個人所得稅稅負與區域經濟發展、個人收入及消費支出水平相適應。具體可借鑒“三險一金”等專項扣除與本地社會平均工資掛鉤的做法，參考各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等指標，建立動態調整機制，從而保持稅負的相對合理平衡。

其次，探索引入家庭制申報模式，平衡夫妻雙方稅收負擔，降低勞動人口的生活成本。上海代表團認為，以家庭為單位申報個人所得稅，有利于全面衡量納稅人的收入，兼顧個人經濟情況和家庭負擔水平，能夠反映納稅人的綜合納稅能力，符合量能課稅的原則，最大限度地保障納稅人的稅收公平。在實現路徑上，建議在一些納稅記錄良好、個稅申報規范，同時家庭成員關系清晰、養育多子女的家庭先行探索試點家庭制申報模式。

第三，進一步提高扣除限額，優化領取時的稅率設計，支持個人養老金產品做大做強。上海代表團提出，與社會基本養老保險可以通過行政手段強制執行不同，商業性養老保險需要通過各種政策特別是稅收政策來引導和鼓勵其發展，適當提高扣除限額可以增強個人養老金產品的吸引力，既能提高個人退休時領取的養老金額，又能支持個人養老金產品規模的快速上升，還能為社會基本養老保險提供有益的補充。同時，通過對不同領取方式適用不同稅率，引導參保人選擇長期領取。長期領取養老金有利于保持養老金的長期均衡穩定使用，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老年人資金方面的后顧之憂，為老年生活提供更穩定的財力保障。

除此之外，多名全國人大代表也就調整個稅起征點、降低多孩人員的個稅以及將家庭中的養老護理等納入個稅抵扣范圍提出建議。

針對多孩家庭的生活負擔，全國人大代表、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南建議降低多孩人員的個人所得稅稅率，根據未成年子女數量階梯性下調，孩子越多稅率越低。

在個稅抵扣上，全國人大代表、濟南陽光大姐服務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卓長立提出，80、90后已經成為社會工作的主體，他們大多是獨生子女，既有照顧子女的責任，也承擔著照護多位老人的職責，因此選用養老護理員、病人陪護就成了很多家庭的必然選擇，也增加了家庭的經濟負擔。照顧老人按月計算，根據服務時間以及老人身體狀況，每月家庭需要支出三四千元到六七千元不等。為此，建議將家庭中的養老護理、病人陪護消費納入個人所得稅抵扣范圍，實現稅前抵扣，以減輕家庭生活負擔。

全國人大代表、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今年繼續在兩會上提出提高個稅起征點的建議，從如今的5000元提高到10000元，“讓年輕人敢于消費，為他們增添更多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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