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經濟下行風險不斷積累，全球高通脹下貨幣環(huán)境被迫整體收緊。在政策應對上，不同國家央行則存在差異性。英美歐央行持續(xù)收緊貨幣政策，不斷加息；日本央行則維持超寬松的貨幣政策來堅定地支持經濟；相比之下，中國央行的貨幣政策則始終堅持“以我為主”，不搞“大水漫灌”，持續(xù)精準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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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wěn)健、正常的貨幣政策為物價穩(wěn)定提供了堅實基礎。日前，央行行長易綱表示，“2022年全球通貨膨脹嚴重，是40多年以來最高的通貨膨脹，歐、美，還有許多國家都是8%、9%、10%這樣高的通貨膨脹。我們國家去年的消費物價指數（CPI）漲幅是2%，這是一個非常理想的通貨膨脹水平。在過去五年（2018年到2022年），我們平均的通貨膨脹也是2%。”

牛津大學李納克爾學院成員、銀行與金融學教授、量化寬松（QE）學術概念的最早提出者理查德•維爾納（Richard A. Werner）日前對媒體表示，在刺激實體經濟方面，中國央行的“窗口指導”是最有效的貨幣政策。

西方央行應該向中國央行學習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此前發(fā)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更新內容顯示，預計2023年全球經濟增長為2.9%，預計2024年將升至3.1%。報告同時將2023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期從4.4%上調至5.2%。報告預計2023年美國經濟增長為1.4%。

一直以來，如何平衡好治理通脹和促進經濟增長的關系，是各國面臨的政策難題。

全球通脹上行引發(fā)各國央行激進加息。3月初，10年期美債收益率一度突破4%關口，繼續(xù)走高；2年期美債收益率創(chuàng)出新高，逼近5%。

對于貨幣政策和經濟刺激之間的關系。理查德•維爾納認為，經濟增長取決于實體經濟的銀行信貸創(chuàng)造，這是央行可以掌控的。在生成銀行信貸創(chuàng)造方面，政府財政政策不如央行政策重要。對央行來說，他們的目標應是創(chuàng)造可持續(xù)、高而穩(wěn)定的、非通脹的、無危機的經濟增長。

他認為，歐洲、北美以及日本央行大多背道而馳，經濟增長不可持續(xù)、低效且不穩(wěn)定，伴有通脹和金融危機。現在，西方央行應該向中國央行學習如何做好工作，因為中國央行認識到，經濟由銀行信貸創(chuàng)造推動。如果銀行信貸創(chuàng)造用于消費，消費物價就會上漲。如果銀行信貸創(chuàng)造主要用于資產購買，如購買公寓和房地產，就會資產通脹。兩者都不可持續(xù)。

此外，理查德•維爾納指出，央行應確保銀行信貸創(chuàng)造被用于生產性商業(yè)投資，主要是為提高生產力或產生新商品、新服務，提供的價值要高于投入成本。這將帶來高速、穩(wěn)定、可持續(xù)的增長，而不會出現資產通脹或消費物價上漲，也不會出現危機。

“窗口指導”是實施貨幣政策的最有效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媒體的采訪中，理查德•維爾納提到了中國央行有時會使用的“窗口指導”政策。并認為，“這種方法是實施貨幣政策的最有效方式，因為銀行可以在窗口指導的工業(yè)部門中自由選擇給誰貸款。”

窗口指導是指，中央銀行根據產業(yè)行情、物價變動趨勢和金融市場動向，引導商業(yè)銀行的貸款重點投向和貸款變動數量，以保證經濟中優(yōu)先發(fā)展部門的資金需要。

在理查德•維爾納看來，放寬對實體經濟的信貸數量，主要面向中小企業(yè)商業(yè)投資的銀行信貸形式，是促進實體經濟的正確途徑。而回顧20世紀80年代日本貨幣政策，當時日本央行利用窗口指導，迫使銀行增加主要用于資產購買的銀行信貸，造成史上最大的住房和房地產泡沫之一。

近年來，為加大對重點領域和薄弱環(huán)節(jié)的支持，中國央行持續(xù)加大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使用力度。截至目前，余額有6.4萬億元，包括碳減排支持工具、保交樓再貸款、科技創(chuàng)新再貸款、設備更新改造再貸款等，在促進金融資源向重點領域與薄弱環(huán)節(jié)傾斜過程中起到了較好的牽引與帶動作用。

理查德•維爾納認為，如果銀行信貸被創(chuàng)造并主要用于生產新產品和服務，以及實施新技術的商業(yè)投資，就會有更高的經濟增長，沒有通貨膨脹和危機，而且可持續(xù)。如果銀行主要向小公司貸款，那么這將是更公平的增長。窗口指導是監(jiān)測、協調銀行整體和部門信貸創(chuàng)造的工具，并確保這種通過發(fā)放信貸創(chuàng)造的貨幣只用于公共利益。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徐奇淵日前撰文表示，中國和歐美的貨幣政策應當互相借鑒、互相學習。我們的財政、貨幣政策在生產型、投資型領域做得更多，歐美的宏觀政策可以向我國學習。同時，歐美宏觀政策在穩(wěn)定消費，尤其是在疫情沖擊下緩解居民行為的傷痕效應方面做得更多。從我國當前國民經濟循環(huán)的供求兩端來看，總需求不足，特別是消費者信心不足是主要問題，從暢通國民經濟循環(huán)的角度來看，我們的宏觀政策也需要更多關注消費這一端。同時，結構性貨幣政策也要處理好與財政政策之間的關系。在一般情況下，財政政策更擅長處理和應對結構性問題，而貨幣政策在一般情況下的出發(fā)點是總量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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